参加国际会议的好处是会场几乎都在历史名城的中心地带，这次在哥本哈根也是如此，火车总站、Tivoli游乐场和市政厅都在步行距离内。开会很难兼顾游玩，这次我连海边的美人鱼雕像和新港都没有看成。在哥本哈根的一天早晨，六点多吃完早餐后，准备沿旅店周围的湖边转转，海水汇入哥本哈根市内，用堤围着便成了内湖。我是没有计划地越走越远，因为前一天我打听到玻尔研究所就在这个方向。我那天来回走了四个多小时，错过了一个半天的报告。

确实有点穆斯林朝拜麦加的感觉，因为我来到了现代物理科学的发源地之一：玻尔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所。欧洲之简朴达到令人难以相像的程度：这房子之小，纪念牌之微，描述语句之直白，而其意义之宏伟，真是让我肃然起敬。那浮雕是玻尔研究所出现的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包括玻尔父子。为了说明这浮雕的牌子有多么不起眼，正好有个工具箱可以作为参照物。

那小牌子上写道：

European Physical Society-EPS Historic Site：This was the place where the foundations of atomic and modern physics were laid in a scientifically creative environment inspired by Niels Bohr in the 1920's and 30's. (欧洲物理协会的历史地标点：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和三十年代，原子和现代物理的根基在这个尼尔斯·玻尔营造的科学创新环境里奠基)。

上世纪初，两颗超级科学巨星几乎同时出现在欧陆国家，一个是爱因斯坦，另一位就是玻尔（Niels Bohr)。爱因斯坦全家为犹太人；玻尔的父亲是丹麦人，母亲是犹太人。欧陆国家的人把哲学的深邃融进了现代科学和古典音乐中，在风格上与离岛国家的英伦有所不同，后者更注重简洁的美，这传统也影响了美国人做学问的方式方法。

国内同学转发一篇假的文章，称欧洲人每天只工作五个小时。这使我找来这组在丹麦的照片，为那天在哥本哈根的街头见到的早上7-8点的街景，那些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载着上班的人们。我当时在寻找玻尔研究所的路上，这河边不远的地方曾经震动过世界的科学。欧洲在环境保护方面比美国先进多了，主要是思想的先进。他们的道路基本上都专门辟有自行车道，欧洲人骑车像风似的，通常两道是对着骑的，速度和技术都受考验。孩子放在自行车的前面和后面的都有。如果发生自行车相撞，幼小儿童肯定相当危险。美国人把城市建得傻大，以美国标准欧洲不少城市（像Amsterdam）都很小，美国则是市区内的高速公路都纵横。

那栋很普通的灰白房子的墙上写着玻尔研究所，我找到的地方沒错，但它的门是需要钥匙才能进去的。恰好有一位年轻人要进去的时候，我上去问他。他好像本科也是哥本哈根大学读的，但是问他玻尔研究所的事情，他却一无所知。他作为物理博士生当然知道玻尔做出了什么，但是对于玻尔博物馆或纪念室的东西则完全不清楚。这个现象在丹麦非常普遍，我的丹麦Aarhus大学资深教授朋友也不知，玻尔在他心中的骄傲程度也是以很内敛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还说自己的女儿在哥本哈根大学读书时嫁了那里的建筑专业的，他应该让他们去看看。

这样我只能靠自己寻找，看见右手边的门旁有一个Reception的标志，就顺着进去了。里面则是一个小房间，左侧有位秘书在办公，正对面则是该研究所颁发的玻尔奖章获得者的照片。右手边的房间才是Reception，我就去了接待室问。原来这是大学物理系的行政办公室，看见我远道从美国来，秘书十分友好地说：“你等等，我马上联系人”。欧洲人的行动代表后续的语言，你不用多问，我理解她在找人带我看所想参观的地方。我在外面想看风景时就厚着脸皮地问当地人，当然也是麻烦了人，但是如果有人对我的大学里的人和事如此感兴趣，我也会非常耐心地解答的。不久便来了一位资深女士专门带我，我是倍感荣幸。原来玻尔办公室就在接待室的隔壁，我进去后的第一句是感叹道：“办公室的窗外就是这么嘈杂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