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警方的公布，在6月30日（星期一）大约下午1时许，20岁的华裔青年郑路易斯 (Louis Zheng，音译），于布碌仑日落公园地区56街交五大道的拐角处找到警员，称他与自己的家人失散，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自那以后，这名华裔青年一直被困于市警72分局辖区内，他既不知道家人在哪？警方也没有头绪和线索找到他的家人。为此，21日警方向全市发出通告，希望能在民众的帮助下，尽快协助郑路易斯找到其家人或亲属等，助他能安全返家与家人团聚。
警方呼吁认识这名华裔青年或知道其家人线索者，尽速与警方联系。
民众可拨打警方止罪热线1-800-577-TIPS (8477)，或登陆警方网站WWW.NYPDCRIMESTOPPERS.COM，或在社媒平台X上@NYPDTips提供信息。任何消息来源均保密。
皇后区博物馆获州议会拨款850 万元完成扩建。
纽约州议会首度拨款850万美元支持皇后区博物馆（Queens Museum）的扩建计划，包括在馆内设立皇后区首个儿童博物馆 —— “苏纳儿童博物馆”（Suna Children’s Museum），以及建设可供社区使用的无障碍礼堂、长者专属空间和户外艺术游乐园，全面提升该馆在艺术教育与多元服务方面的影响力。20余位州议员及社区代表出席了21日的庆典仪式，称赞这一拨款为“跨世代的文化投资”。
博物馆董事会长期成员苏纳（Alan Suna）及其家族的捐赠，成为建立儿童博物馆的关键支柱。
州参议院副领袖贾纳里斯（Michael Gianaris）指出，这项拨款是皇后区议员群策群力的成果，“我们作为州议会代表团集体推动，为的是让这个多元之区有更多文化资源。”
北美亚裔共创会换届典礼现场。
北美亚裔共创会日前顺利完成换届，卸任会长黄晟回顾任内成果并寄语未来，新任会长夏文龙则表示将继续秉持“同心致远、共创未来”的宗旨，带领商会迈向新高峰。国会议员孟昭文、市议员黄敏仪等出席活动并颁发了嘉奖状。
黄晟表示，任职期间深感肩负重责，商会始终秉持“亚裔同心、合众共创”为宗旨，致力于团结社团、服务同仁、搭建平台、促进合作。他感谢总召集人翁信亮、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玉龙及全体成员的团结努力，在政策倡导、资源对接、公益行动等方面展现凝聚力，在社区中推动文化交流、提升跨族裔理解。他指出，未来将继续以会员身份支持会务。
新任会长夏文龙向历任会务干部表示敬意，强调“共创”是共创会核心精神，象征携手前行、勇于突破。他提出未来四大方向：打造更强会员网络、拓展资源争取市场机会、扶持青年创业、加强文化传承。他说：“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北美亚裔共创会书写新的篇章。”
答谢宴会合照。
美国福建猴屿同乡会日前选出郑润为第二十二届主席，并于纽约麒麟金阁大酒楼举行答谢宴会，由项静文主持。
猴屿同乡会前任主席郑日贵、新任主席郑润、理事长郑忠琛、第一常务副主席郑忠勇、秘书长郑耀、统筹部长郑家云、英文秘书长郑德庄、总顾问郑德禄、名誉主席郑德诚，郑徳欣，郑存南、荣誉主席郑凤生与郑美官以及众多成员、美国福建同乡会理事长郑育、美国长乐公会主席卢建顺、美国福建三山会馆主席郑振何、美国连江同乡会主席张云、美国猴屿校友会主席张君敏、郑润主席夫人朋友代表林艳星出席。
郑日贵表示，“本人就任四年主席任期即将届满，在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下顺利完成了这一届工作。经大家讨论和协商，一致推选郑润担任本会第二十二届主席、郑润先生年轻有为，相信在他的带领下，会务必将开创出更加辉煌的局面。”
7月20日上午9时20分，香港天文台发出十号飓风信号，这是香港七年内第三个、今年发出的首个十号飓风信号。受台风“韦帕”影响，香港海、陆、空交通大受影响，全日逾500班航班需取消，近10万名乘客受影响。香港国际机场当日下午开始重新编配近400个航班，并会通宵处理100个航班，机场管理局预料，直至21日傍晚前，机场都将非常繁忙。
综合香港中通社、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报道，7月20日上午9时20分，香港天文台发出十号飓风信号，这是香港七年内第三个、今年发出的首个十号飓风信号，意味着香港平均风速已达到每小时118公里或以上。
“第四届纽约夏季防暑健康日”19 日在布碌仑86 街游民所抗议现场举行。
纽约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近日在布碌仑宾臣墟区举办了“第四届纽约夏季防暑健康日”活动，向民众派送了500份伏茶包和300杯现煮伏茶等，向社区传递关爱。
该活动于19日上午在位于布碌仑宾臣墟区86街游民所抗议现场举行。据会长王一冰介绍，今年是该会联合多个热心团体第四年为社区居民派送伏茶，今年选址在86街游民所现场举行，也是因为抗议活动已持续一年，大家都很辛苦，“我们在此派送伏茶，既是消暑，也是声援”。她也再次呼吁政府倾听民意，撤销在该址设立游民所的决定。
据悉，纽约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当天在现场共派送了500份伏茶包和300杯现煮伏茶。随后该会还将于22日（周二）的大暑当天，在布碌仑16大道6225号为街坊准备煮好的伏茶，并免费派送，欢迎民众前去领取和饮用。
Mohamed Ali Mohamed
2012年，当叙利亚战火蔓延至阿勒波后，地理学家Mohamed Ali Mohamed带着全家人一起逃到了阿勒波北部约5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随后两年中，他每天都乘公交车往返阿勒波大学教课，尽管那里时常发生空袭和巷战。到了2014年，这份工作实在太危险，Ali Mohamed无法再继续下去。但他辞职后，家里开始捉襟见肘。
Ali Mohamed曾被邀请去德国工作，但又难以离开叙利亚。所以他买通了一个蛇头，让对方把自己偷渡到土耳其。他半夜出发，和其他3名男性一起步行穿过群山。“途中我一直害怕自己会被杀掉。”他说。之后，他从土耳其出发，最终到了柏林。
Ali Mohamed是一位难民科学家，而且是能继续研究工作的少数幸运者。多亏洪堡基金会向流离失所的科学家提供了一笔资助，他得以在德国工作。而这项资助是被迫离开祖国的学者寥寥几条生命线之一。这些科学家因为研究工作、政治观点，或者像Ali Mohamed一样，因为祖国爆发战争而背井离乡。
另一方面，由于人才流失，那些政治动荡的国家有可能丧失知识资本。“那些学者是其祖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如果他们死亡或流离失所，受到破坏的社会就无法重建。”英国伦敦处境危难学者委员会（Cara）执行理事Stephen Wordsworth说。
处于危险中的研究者的数量正在直线上升：在过去两年间，Cara收到的求助申请从每周3~4次攀升到了每周15~20次。
但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事的持续，一份短期工作似乎只是杯水车薪。接受《自然》杂志采访的难民科学家都向帮助过他们的项目和人员表达了感谢，但即便找到了工作，他们仍旧面临着无尽的困难。
签证、住房和医疗保险都很难获得。他们还苦苦挣扎于一些不熟悉的工作中，比如撰写项目基金申请书，或者和其他申请者一起竞争资金。除此之外，当家人还身处危难之中时，很多人都难以集中精力工作。
“他们要打的是一场硬仗。”美国纽约国际学者营救基金会主管Sarah Willcox表示。该组织和一些其他机构已经付出了极大努力，为难民科学家提供找到临时工作以外的帮助。如果没有这样的帮助，“他们的声音永远不会再被人们听到。”Willcox说。
学界帮助
如果不是导师伸出援手，Ali Mohamed或许现在还在叙利亚忍受饥饿。Hilmar Schr?觟der是柏林洪堡大学的一位地貌学家，他是Ali Mohamed在洪堡大学攻读土壤制图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2010年，Ali Mohamed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了叙利亚，接受了阿勒波大学的工作。他告诉Schr?觟der，祖国需要他，而且那是一个长期职位。
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Schr?觟der时常向Ali Mohamed发送邮件表示关心。“他总是回复‘阿勒波一切都好’。”Schr?觟der说。
但很快，一切都变了。战火蔓延到了阿勒波。2014年被迫辞职后，Ali Mohamed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Schr?觟der。Schr?觟der集合了Ali Mohamed在柏林的前同事，还有学校的院长和系主任，用了几个月最终凑出了足够的资金，为Ali Mohamed提供了一个客座科学家职位，并邮件通知了Ali Mohamed这个消息。
2015年11月，Ali Mohamed从陆路前往土耳其。到达之后，他申请了德国签证。一个月后，Schr?觟der在柏林机场接到了他。
来到德国大约半年后，Ali Mohamed申请到了洪堡基金会的菲利普·施瓦茨计划——德国学术机构能通过这一计划申请资金，为难民科学家提供职位。Ali Mohamed表示，这项资助是“我的救星”。加上所在院系的帮助，他现在有了大约能维持3年的经费。
但Ali Mohamed无法全心投入工作。“我总在担心我的家人。”他说。他的双眼充血而呆滞。
在Ali Mohamed前往土耳其时，孩子还太小，一起长途跋涉太过危险。他的家人原本打算在2016年离开叙利亚，德国官方承诺他们能在德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获得德国签证。但在他们出发的那一天，土耳其关闭了与叙利亚接壤的国境线，现在他们都被困在了一个难民营里。Schr?觟der和同事一直在和德国外交部频繁交涉，试图救出Ali Mohamed的家人。但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后勤组织上的困难都非常大。德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已经关闭，他们无法拿到德国签证。
Ali Mohamed给家人寄钱以保证他们的生活，但难民营里的条件非常艰苦。“我非常担心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他说。
四处奔走
叙利亚生物科学家Kassem Alsayed Mahmoud的痛苦折磨始于2010年。这位当时已经36岁的代尔祖尔省富雷特大学助理教授被告知自己需服役一年。
但战争开始后，他被命令不得退伍，直到战火平息。在经历19个月的服役和无尽的流血冲突后，他再也无法承受——他从军队逃走了。“如果我被政府抓到，就会被处死。”他说。
Alsayed Mahmoud在亲戚朋友家四处躲藏。2012年9月，当时正在帮助他躲藏的兄弟在代尔祖尔省的战火中丧生。“情况实在太危险，家人催促我立刻离开。”Alsayed Mahmoud说。
Alsayed Mahmoud来到土耳其，并只能偷偷越过边境线。他联系了美国处境危难学者组织，请他们帮助自己找一份工作，但后者已经被申请淹没了，只能优先帮助面临紧迫危险的申请者。因此，Alsayed Mahmoud在2013年飞往卡塔尔，但他在卡塔尔和邻近各国都没能找到工作。
第二年，处境危难学者组织为Alsayed Mahmoud找到了比利时根特大学食品科学系一个为期一年的博士后工作。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去那里。
和Ali Mohamed一样，Alsayed Mahmoud在欧洲也有一些熟人。他在法国生活过6年，在洛林国立理工学院获得了食物处理和生物科技的博士学位。一个朋友向法国领事馆提出了诉求，因此，Alsayed Mahmoud得以用旅游签证进入法国，但却无法获得比利时签证。他决定先在法国申请庇护，并被批准了为期10年的难民身份。最终，他获得了一个入境比利时的工作签证。
“人们都热心而友好，我从未感到自己不被人们接受。”Alsayed Mahmoud说。
低头思故乡
而来自伊拉克的地球科学家Zamir Al Salim（化名）就没能在为他提供过临时庇护的英国大学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他表示，自己在海外“无人关心”，而且常常感到孤独。
他的难民故事始于2014年6月，当时，ISIS入侵了他的家乡摩苏尔市。Al Salim 是一个直言不讳的ISIS批评者。他说，自己遭到了威胁，而且成为了暗杀目标。因此，他只带着一个公文包大小的行李就飞往了土耳其。
他找不到工作，钱也花光了。有时，他只能和其他难民一起睡在公园里。“这就像是一个噩梦。”他说。
之后，Cara在一所英国大学为他找到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博士后职位。在经历了签证困难之后，他终于在2015年1月来到了这所大学。但Al Salim发现学校把他安排到一个和他的专业领域勉强擦边的院系，而且几乎没有给他任何指导支持。
“矛盾的是，学校对待他的方式既很好又很糟。”同事和朋友Jack Westerly（化名）说。但Westerly愈发感到学校对Al Salim缺乏计划。Westerly表示，一方面，学校收容Al Salim的行为是高尚的，但“他们一做完这件好事，就完全把这个人忘到了脑后”。
“我感到沮丧和孤独，连家门都不想出。”Al Salim说。2016年11月，他辞职了。在回到伊拉克库尔德族控制的地区后，他现在感觉好多了。Al Salim很希望能回到摩苏尔，但摩苏尔仍然处在战争的伤痛中，朋友告诉他回摩苏尔还是太危险。“他们说，‘或许你就会死在那儿了’。”
Alsayed Mahmoud也知道，要想在欧洲科学界取得成功十分困难。他的难民身份限制他只能在欧盟内部活动，这和其他申请人相比是一大劣势。因此，如果叙利亚安全又有就业前景，他会回家。
但Alsayed Mahmoud对此不抱期望。“我不觉得叙利亚能在5年内恢复和平。”他说。尽管他现在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他不会为失去的东西而痛苦。“想象一下，你原本拥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朋友和经历——然后在一瞬间，你就失去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