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每年的春冬二季都会染上流感。只要染上了，一般都得高烧三四天，最高能达到四十点几度，有时还昏沉谵语。1974年的春节，我无一例外的又得了流感，烧到40·2摄氏度，说了许多胡话。惠芳害怕了，说我们要的孩子吧！我同意了。结婚时我们曾经约好，等过两年清静的生活在考虑生育，现在因为我的身体改变初衷。

1975年1月7日10点25分，大儿子出世了。随着他降临人世的第一声啼叫，和护士报喜般的一声“男孩！”，我的喜悦差一点从胸腔喷发出来。我有儿子了，这快感什么语言都难以表达，走起路来都轻飘飘的，仿佛要飞起来。我有儿子了，随之而来的还有责任心和使命感，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希望。我得尽力地工作，取得让人瞩目的好成绩，这样才能加工资，才能得到提拔，才能给儿子相对较好的生活环境。

惠芳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怀孕期间一天假都没请过，直到临产那天还在上班，这是受厂医徐金菊的影响，她不止一次对惠芳说：孕妇得勤快点，只要不出过头力，一般的劳动对生育只有好处。她的话没错，那天晚饭吃完没多久，惠芳说她肚子开始疼了，让我赶快送她去医院。我说我陪你走去吧！这地方借不到板车，即便借到了，路太颠，你受不了。她同意了。我跟在她身旁走，大约走了十几分钟就到了六安县医院。之所以没到地区人民医院，是因为地区人民医院住院部离城太远。

到了县医院，我们递上医疗介绍信，妇产科医生立刻安排了床位，并做了一系列检查，并告知我们胎位正常。这是我至今仍然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根本原因之一，去医院看病，只需单位一纸医疗记账单，不需要付一分钱费用，结算都是医院和厂里转账往来。医疗费用，职工百分之百报销，直系亲属（父母和子女）百分之五十报销，需要自己掏的钱，如果困难，可到领导那儿申请挂账处理。我的两个孩子幼年时期曾住过四五次院，我们从未为难过，都是一纸医疗记账单解决问题。记得一次孩子的住院费高了，我得付十几块钱，科长让我写了情况说明书，厂工会从工会费用中以福利的形式对冲了。现今，无论那些歪嘴文人怎么歪曲、抹黑毛泽东时代，我都嗤之以鼻，因为我在那个时代生活了很长时间，所见的事实胜过任何诡辩。那时候，基层百姓享有人的尊严，只有工作位子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分。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能和顶头上司王再义公开叫板，最终平安无事，搁到当今，能行吗？怕是上午和顶头上司顶嘴，下午就得卷铺盖走人。

分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新生儿出生时给母亲带来的阵痛非常剧烈，只要你在产房呆上一段时间，看到临产孕妇的神态，就能了解这一事实。妇女之苦，临产之苦尤甚，了解这一点，丈夫会善待妻子，儿子会孝敬母亲。我看到惠芳那痛苦的样子，心儿非常难过，想帮也帮不上忙，只能干着急。助产护士很有经验，她让我拉着惠芳的手，让我鼓励她，我照着做了。惠芳握得很有力，还小声对我说：“你不要离开我。”，由此可见人在困难时，亲情很重要。这期间，我见惠芳头上阵阵出汗，可我们又没带毛巾，我只好用手替她抹去汗水，于当代医疗而言，这可能不卫生。记得惠芳是9点钟左右上产床的，直到婴儿第一声啼哭，这一个半小时时间里，惠芳一直处于剧烈疼痛状态，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整个人软绵无力。记不得是事先带的衣服，还是我跑回家取来的，惠芳换内衣时，连伸胳膊的力气都没有。尽管如此，她还是翻过身来看了几眼刚出世的孩子，并且挪了挪身体，尽量靠近放在她身边婴儿，希望给他以温暖。我用煤油炉煮了十个鸡蛋，她一阵吃了七个。那时候，六安地区的民俗都主张产妇分娩后吃糖水鸡蛋，吃得越多越好，搁到现在，怕没人这么做，因为人们首先会想到吃了那么多胆固醇，怎么得了！可是那是困苦的年代，又有谁舍得一次吃那么多鸡蛋，还是省一个给孩子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