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说的事情可能进入越来越找骂的节奏了。不过，您要是生气，别冲我来，要骂就骂Morris，这些都是他说的，我不过是做些提炼汇总工作，向大家传达一下他的主要思想精神。还是那句话，我并不认为Morris的理论是全部正确绝对没错，您要是真有能耐，就也写一部证据数据充分定量说理的著作，把他的理论批倒批臭，这样的话，斯坦福头牌历史教授的席位那是非您莫属了。

 

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农业文明之后，社会发展指数23-24是摆在小城邦国家小封侯国家面前的第一道坎。要迈过这道坎，这种实力单薄的城邦国家必然也是必须走向高端一些的帝国（Morris把东方的封候国也看成是City state）。 按照社会发展悖论揭示的规律，大的新的帝国的建立，会提高社会发展能力，而与此同时也创造了将来破坏他的因素。按马克思的话说，掘墓人也同时诞生了。于是社会开始沿着这样一个螺旋规律动荡：文明前行导致生产力提高—>致人口增加—>致资源紧张—>扩大社会组织规模—>大国生成—>破坏因素同时生成—>导致大国陨落，然后开始下一轮循环。

 

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见识过这样社会动荡的思想家们在东西方开始同时发力，他们发展出来一系列有关世界如何运作的理性思想，这些被后世的哲学家称作是“原点思想”（Axial Thought）。比较典型的，对后世影响比较显著的是，古希腊理论，老子孔子等人的东方理论，希伯来旧约，释迦摩尼佛教理论等。的确，这些原点思想大都出自当时的小国，但后来被大国采用。比如，一开始古罗马帝国是承袭古希腊的多神教的，后来的君士坦丁大帝尊崇圣经立基督教为国教。东方的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Morris用了一个词，“脱蛮”来解说这个事情。

 

古希腊的精英阶层对待王权的态度，没有像西南亚那样有着对神那样的虔诚崇拜。所以在原点时代他们就更严肃深刻地思考，对于一个好的社会来说，当统治者醉心于别的世界的时候，民众应该怎么办。得到的其中一个答案是，实行男人的公众政治，用民主来解决问题。这是连东方倡导平等思维的墨子也没想出的方案。有些持长期锁定因素（longterm Lock－in）观点的人认为，这就是西方日后社会发展和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结局不一样的分水岭。但Morris不这么看。

 

Morris分析说，在投票机制被发明前，西方已经领先世界其他地方一万多年了，古希腊文明的黄金期是在公元前6-5世纪，那时候西方的社会发展与前后相近年代比，并没有大的波动增长。到了公元一世纪，民主在古罗马帝国已属多余的年代，西方达到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高峰。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里，民主在西方几乎完全消失，直至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到了十九世纪，激进派认为古希腊的东西可以是他们争辩中的一个好的包装，当年美国的国父们用到民主这个词时，不过是想说明一种权利滥用，地位只比暴民统治高一个台阶而已。而古希腊对原点思想的真正贡献不是民主，而是由苏格拉底发起的对民主的批判。

 

还有一种长期锁定派的观点是说，今天世界有西方统治的原因，不是由于古希腊开创了民主这件事本身，而是他们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理性“有活力的文化，而中国则是马虎保守的文化。真没想到，Morris认为这也是错的，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把西方东亚和南亚的文化内涵曲解或简单化对待了。东方的思想未必不是像西方那样理性的，自由的，现实的或者世俗的。西方思想也未必不是像东方那样神秘的，威权的，互动的，模糊的。真正把原点思想整合出来的是那些多样化的结合，现代的语言就是多元化整合。对于东方，西方和南亚思想中的差别而言，每个地区出现的想法，论点和矛盾焦点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极为相似的。不管那些思想家所处之地是黄河流域还是Ganges平原（恒河附近）或是东地中海边上的城镇，他们思辨时占据的高度是相当的。（这段话我基本上是照章搬过来，可参见P261）。

 

像前边说的城镇小国难以突破的24社会发展指数，在地中海沿岸及埃及一带，在公元前1300年就达到了，等到真正迈过这道坎，却是要到智慧高地整体成型以后了。这里强调的是整体，不是单一一个特性，比如单一的古希腊哲学。那时候，东西方都想要建立中央集权帝国（centralized empire），这不可避免地启动了第一波的原点思想。汉朝和古罗马的解体衰落，又催生了第二波 原点思想，这次基本上是以宗教来引导思维的走向了。这就是那个时代西方推广的基督教和东亚南亚兴起的佛教。这些现象表明，每个大的变动都促使人们去寻找思考那个时代他们所需要的思想。

 

但到了十六世纪，西方转向了科学而东方没有，这个新纪元的突破是不是反映了东西方深层的文化差距，而不只是寻找思考他们时代所需要的思想那么简单？有些社会学家认为是这样。但Morris通过对那一时代东西方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后，仍然认为，结论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