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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勇，1968年出生，云南昭通人。1997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当代小说》《鸭绿江》《星火》《山花》《四川文学》《绿洲》《青年作家》《广州文艺》《边疆文学》《滇池》等多种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50余万字。有小说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著有小说集《另一种悬崖》《一脸阳光》《因为有爱》《天堂邂逅》《香味》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西南二班学员，昭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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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在刘平勇的作品中很常见。他的故事结局几乎多数都是死亡，刘平勇说，这是特定人物命运的必然走向，他没有能力留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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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大多数中短篇小说，故事的结局往往和死亡有关。比如《夜如白昼》中考上大学的小娟因车祸而死；《恰到好处的活着》中疯疯癫癫的张盼春头撞玻璃而死；《另一种悬崖》中王三贵在民警鸣枪警告下不小心跌入悬崖；《王老歪不想成为杀人犯》中的王老歪骑在自己房梁喝敌敌畏……在您的作品中几乎死亡就是故事的结局。

刘平勇：这是特定人物命运的必然走向。可以说，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生活中都是有基本原型的。对于一个熟悉底层生活的写作者，写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很占便宜。不需要挖空心思去虚构，只要把生活中的真实，稍加演绎写出来，那种荒诞和疼痛，就足以让那些在城市里生活的作家和读者揪心和震撼。

当我把目光投向我的村庄，我作品里的主人公就不请自到了。我的几篇作品里的主人公，当我还在创作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还在活着。当我在作品中以他们的性格、能力、角色演绎他们生活的走向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而几年以后，生活中的他们，就像我作品中的他们一样走向了死亡。为此，我感到震惊，害怕。以至于现在，我都害怕写死亡。我常常觉得自己有罪，是我把他们写死了，是我杀了他们。我常常在心里假设，假设我不把他们写死，他们还会死吗？

当然，也有一些死亡是这样的。他们在生活中已经死亡了，我只是一个目击者，把他们的死亡在作品中艺术地再现出来而已。

问：昭通学院教授朱海燕注意到，在《天堂邂逅》中，您直面当下农村变革的现实，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对农村农民，包括大批农村女性思想观念的冲击。这样的主题，在您的写作中有什么变化吗？

刘平勇：变化肯定是有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化的时代，不同人物面对生存压力、金钱、权色诱惑，物质利益等，展现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在小说中，一个作家必须要有对复杂社会环境下的人物生存状态逼真的呈现和深刻的审视，更要有对人性悲悯的观照和透心的追问和思索。譬如《找啊找》中，梅子是农村进城的年轻漂亮的打工女孩，渴望爱情，渴望过上一种有尊严的城市生活，刚进城时也看清过现实，明白年轻漂亮的打工妹“充其量也就是有钱有势的男人的玩物和发泄工具”，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有人格和尊严的日子。但是随着在城市的各种遭遇，她慢慢发现“这种所谓的尊严，其实还是有些虚幻，有些不堪一击。自己的心总是有些悬空空的，落不在实处。她想找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嫁了”，但是“有钱有势的男人怎么会娶一个打工妹？”他们“大都明媒正娶的是有钱有势的女人”。梅子“也曾想过傍个大款，做二奶或者小三”，“可那是一种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这样。”于是，遇到年轻帅气的表哥大龙，虽然无钱无势，但是很仰慕敬佩她，这让梅子找到了尊严与自信，于是不管大龙有妻子孩子，就鬼混在了一起。梅子需要大龙这个精神的港湾，但是梅子同时也需要丰富的物质，同时还做着城里一个机关干部的情人，梅子想成为城里人，于是就想逼男人的老婆退位。而进城找大龙的赵岚，在机关干部家里做了保姆，并且答应机关干部的要求，假扮干部的老婆和梅子谈判，结果赵岚失手害了梅子，自己身陷囹圄。故事中大龙牵扯着两个农村女人赵岚和梅子。进城后的大龙面对花花世界，家庭伦理道德丧失，和梅子纠缠在了一起，而梅子作为农村女孩，进城后面对物质金钱的诱惑，既想要尊严和真爱（在大龙身上寻找），又想要身份地位和金钱物质（在机关干部何浩天身上寻找），而赵岚代表着传统农村妇女的价值观，本分老实守家。结果这两位女性在进城后虽然价值观和生活目的不同，但在城市这个现代化的场所，这个让人产生疏离与焦虑、追求与堕落的地方，一个死亡一个坐牢。梅子的死让人深思，赵岚的遭遇更让人同情。我关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农村人，她（他）们进城后思想和性格的变化，在城市中的命运，被金钱物质异化的生活，尤其是人性中那些本来美好的东西面对物质金钱的诱惑所产生的裂变，是我对当今农民工进城务工最深层次问题的关注。

创新，也是刘平勇经常思考的问题。但是，有时自认为找到了一种新的形式，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因认识的局限而导致的自以为是，只是一种相对的不常见而已

问：《天堂邂逅》的故事并不新鲜，是一场城管和商贩发生暴力冲突的悲剧，以在天堂自述的方式来展示故事走向和人物内心世界。但是您以写作呈现出了不同的思考。我最初的感觉是故事结构落了俗套，这种叙述方式太常见了，您如何看待创作中形式上的创新？

刘平勇：形式上的创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肯定是终身追求的目标之一。一篇优秀的文章，一定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但要创新，何其艰难。古今中外浩若烟海的文学作品，可以说，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内容都被作家们表现过了。有时我们认为找到了一种新的形式，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因认识的局限而导致的自以为是，只是一种相对的不常见而已。多年的阅读中，常常发现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被许多人追捧，认为形式如何新颖，内容如何独特，但只要你多翻一些远远近近的外国作品，就会惊奇地发现那些作品是从什么地方脱胎而来的。我个人认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文学最本质的关系，就像鞋子和脚的关系，如果能寻找到既美观大方，又新颖独特的鞋子，让脚穿进去既妥帖又舒适，那就是最完美的了。但鞋子无论什么花样，它内在的空间本质上还得是脚的样式。

问：在《天堂邂逅》中，城管何胜利和商贩张大鹏，都是好人，何胜利是执法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张大鹏为了生存卖个烤肠，也顺理成章。小说的冲突在于借舆论的关注发出的疑问，这大概也是作品最关键的表达：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很多作品，您只是呈现，却无法给予答案。我想这大概也是您的困惑？

刘平勇：一部文学作品能有愉悦功能和教化功能，就已经让人欣慰了。我觉得文学作品是不能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的，但它能解决人的灵魂问题。人的灵魂问题解决了，人是能够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的。就像我们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他的作品也是通过对人心人性社会入木三分的呈现，唤醒麻木的灵魂，让灵魂苏醒了的人们，直接拯救病魔缠身的现实。我现在乃至将来的文学创作目标就是以文学的方式有力地呈现，最后抵达有力的唤醒。

问：您是悲观主义者吗？为何您的作品总是悲剧？

刘平勇：其实我不觉得我的作品总是悲剧。只是我的作品结局走向死亡的多一些。死亡并不都是悲剧，有时还是人生的正剧和喜剧。在生命长河中来审视人生，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从美好走向衰败和死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就是悲剧。只是在这个悲剧过程中，我们依然爱过恨过悲过喜过。我的人生哲学是，看破红尘，迷恋红尘。所谓看破红尘，就是我们知道人生苦短，生命无常，犹如白纸，正面是生，反面是死，轻轻一捅，生死相连。既然如此，在短暂的生命中，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执着不化揪心疼痛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悲观主义者。所谓迷恋红尘，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肩负着多重角色，既是父母又是儿女，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不能我行我素只为自己着想，我们还得为我们的亲人、爱人、朋友活出个样子来，让他们开心快乐。于是我们在红尘世界里积极乐观阳光坦荡地做好每一件我们该做能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乐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