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美国的MeToo(我也是受害者)”运动已到达中国并迅速演变为一场高校的反性骚扰倡议活动，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叫罗茜茜的女孩，她不但在网络上讲述了自己曾被老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的经历，还公布了自己的真实名字。犹如火焰，罗茜茜的勇敢鼓舞了更多人站出来。

　　“我意识到对高校性骚扰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武汉大学2011级毕业生张累累对美国《侨报》记者说。这个染着粉色头发的女孩，也是该校联名倡议活动的发起人之一。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呼吁学校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

　　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在中国没有一所高校有性骚扰专门处理部门或流程。

　　教授画皮被剥下

　　1月11日，北航发布针对此事的处理通报称，现已查明，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并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对于在美国硅谷工作的华裔女学者罗茜茜来说，2017年的10月15日，可能是改变她一生的日子，她勇敢终结了缠绕自己多年的“人生噩梦”。

　　那一天，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条状态：“如果所有被性骚扰或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发一条‘MeToo’的状态，那人们或许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很快，“MeToo”成了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性骚扰行动的重要标签。

　　当天，几个小时后，罗茜茜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学群里看到了知乎上有关该校教授陈小武涉嫌性骚扰女学生的内容。帖子下方的评论区里，不断有人以匿名的方式写出自己曾被性骚扰的经历。

　　公开信息显示，被举报的陈小武不仅是北航的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是2015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这给了罗茜茜很大的震撼，她不禁在心里默念了一句“Me too”。作为北航的毕业生、陈小武曾经带的博士生，她本人也有过类似的遭遇。

　　12年前，陈小武借口请罗茜茜帮他姐姐浇花，将其带至家中，并对罗茜茜说，“和师母关系不好”，“性生活不和谐因为师母太保守”，而后就要“霸王硬上弓”。被吓坏了的罗茜茜哭着反抗，逃过一劫，但“他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犹如烙铁烙在我的脑子”。

　　这事对罗茜茜影响很深，她为此得了忧郁症，一直吃药，直到去了美国。但这一次，罗茜茜选择不再沉默。她先是以匿名的方式写出了自己的遭遇，内容显示，至少有5位女生曾经受到陈小武的性骚扰。

　　2018年新年第一天，罗茜茜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一封实名举报信，举报陈小武曾对自己以及另外数名女性学生进行过性骚扰。

　　举报信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当天北航官方发布声明称，已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并已暂停陈小武的工作。

　　1月11日，北航发布针对此事的处理通报称，现已查明，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并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此外，围绕“女博士实名举报北航教授性骚扰”的话题在中国高校中引起剧烈震动，目前已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近50所高校校友联名呼吁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

　　中国教育部则重申，对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同时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搔扰的长效机制。

　　“Hard Candy(硬糖)”是罗茜茜组建的一个群的名字，她把疑似遭到陈小武性骚扰的女孩们聚集在了一起。

　　在这部同名电影里扮演海莉的艾伦·佩姬以自己的方式报复了伤害自己好友的恋童癖摄影师，但罗茜茜并没有选择这样的方式，她希望通过这次维权，能让更多人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说“MeToo”。

　　《侨报》记者曾试着就采访事宜联系罗茜茜和她的代理律师，但两位均拒绝了采访。据知情人介绍，目前罗茜茜非常忙碌。

　　缺失的防治机制

　　韦婷婷向中国113所“211”高校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询问各高校是否接到关于性骚扰的投诉和举报，校园是否有防治性骚扰的培训教育和处理机制。结果81所高校没有任何回复，32所高校有回复，但其中13所高校并未给出实际答复。“没有一个高校有处理性骚扰的部门和针对性骚扰的处理流程。”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碰见过在女厕所偷窥女生上厕所的男性，还听说校园里有露阴癖，可见公共空间对学生来说，不是很安全，”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张累累对《侨报》记者这样说道。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她才意识到“高校性骚扰如果得不解决，就会有更多北航这样的事件爆出来。”

　　但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他们甚至都不了解什么是“性骚扰”。

　　据中国媒体报道，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发起人韦婷婷曾进行了一次针对中国高校性骚扰状况的问卷调查，对6592名高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近七成大学生曾遭遇过性骚扰。

　　其中，有13%的人认为只有强行进行肢体接触才是性骚扰，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对其进行肢体接触，就不算性骚扰。而在经历性骚扰后，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和忍耐，只有少部分人选择报告校方或报警。

　　这样的结果让韦婷婷感到很意外。后来，她又向中国113所“211”高校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询问各高校是否接到关于性骚扰的投诉和举报，校园是否有防治性骚扰的培训教育和处理机制。结果81所高校没有任何回复，32所高校有回复，但其中13所高校并未给出实际答复。“没有一个高校有处理性骚扰的部门和针对性骚扰的处理流程。”韦婷婷说。

　　相反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有一套完整的防性骚扰机制。据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冯媛向记者介绍，美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走在前面，每个学校都有专门的机构在处理此事。例如爱荷华大学，一旦学生认为自己遭遇了性骚扰，可以首先向“性行为不端应对协调办公室”提出申诉。之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选择非正式解决程序和正式解决程序，而每一套程序，都有详细的步骤和分工，并且都有答复时间的限定。

　　以正式解决程序为例，学生在向“性行为不端应对协调办公室”提交申诉后，“平等机会与多样化办公室”将展开调查，之后再将结果呈送“性行为不端应对协调办公室”、教务长、院长和系主任，最终由他们共同决定惩戒处分。

　　她认为，中国高校也要重视起来，“为学生营造一个安全的、免于被暴力被性骚扰的校园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对已爆出的个案 ，一定认真查处，长效的机制不能只是定义于纸张上，一定要‘活’的，就比如你的电话要能打通的，打通后接受投诉的人是一定要用平等、尊重、保密的态度来处理。”

　　在张累累看来，“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建立起来，也不一定能根绝这个情况(性骚扰)，但至少让遭遇这个事情的人，有求助的地方。”这也是这次活动中，很多高校学生共同的心愿。

　　他们在倡议向学校提出了“五个一”建议：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给每一位学生上一堂反性骚扰的课程；每学期展开一次性骚扰的网络调查，让学生可以对性骚扰、抑郁等情况进行在线匿名反馈；设置一个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邮箱、电话等；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

　　除了在校园里以外，张累累也认为，在公共场所，如公交、地铁也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她曾发起过“停止咸猪手”之反性骚扰人肉广告牌活动。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被指性骚扰 涉事教师在海外被召回

　　罗茜茜点燃了中国高校的“MeToo”运动。今年1月11日，一名网民在中国知名问答社区“知乎”平台爆料，称自己被(北京)对外经济贸易贸大学统计学院原副教授薛原猥亵性侵。

　　举报称，其是一名北京在校的女大学生，2015年冬天薛原通过北京高校微信群加其好友，并备注对外经贸大学老师，此后以感情不顺为话题与其拉近关系。直到2016年初，薛原以雾霾天赠送口罩为由头，以朋友名义约其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宿舍后，对其扯衣服进行猥亵，事后进行安抚。

　　随后，微博认证资料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的@檀有志通过微博发了一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此事的回应，称针对反映的问题，目前学校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认真核查

　　1月12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了上述回复内容，并表示之后统一由学校党委宣传部回应。当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通过认证微博回应称，第一时间成立了调查工作组，由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迅速开展调查工作。将正在海外进行短期学术项目研究的薛原召回，以便做进一步的核查了解。对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零容忍，有关情况一经查实，将坚决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事件调查结果，学校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对外经济贸易贸大学统计学院原副教授薛原遭举报外，2017年12月19日，还有网民发微博称，南昌大学国学院一毕业女学生遭学院副院长长期猥亵、性侵；12月27日，百度贴吧贴出举报帖子，举报河北传媒学院兴安校区影视艺术学院某教师性侵女生。

　　北京《新京报》、上海澎湃新闻

　　高校为何成为性骚扰的温床？

　　近年来有关导师性骚扰女生等类似校园性骚扰事件时而见诸媒体。浙江省一所高校就曾在2016年做过类似调研并在其官微上发布过一个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由来自不同学校学生受访者参与的506份网络调查问卷结果中，超1/5的同学明确表示遭遇过性骚扰。

　　高校为何成为性骚扰的温床？北京《三联生活周刊》指出，症结是中国缺少防治性骚扰的机制。“中国对于性骚扰方面的惩罚几乎就是微乎其微，而且定罪难度非常大。”基于这个现实，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决定，要面向媒体做公开实名举报。毕竟，性骚扰与性侵，并不是一个概念，以性侵的标准要求性骚扰，无疑对受害者是不公平的。

　　再往根源处挖掘，FT中文网认为，高校与学生的权力不对等，致使骚扰者的有恃无恐。

　　文章指出，与学生与骚扰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相比，学生与学校的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是最终导致此类性骚扰问题无法被解决的原因。“要一个这样的权力体系例如大学，和一个早已与其利益共生的长期成员切割，简直就像把相吸的磁石掰开，或者把盐从水里抽出来一样困难。”

　　其实还有另一个小因素，归结于受害者，或许不太合适，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极个别的受害者成了性骚扰的“受益者”，才使得情况愈发严峻。

　　还有分析指出，遭遇性骚扰后，部分女生的心理也存在小算盘，只要导师给自己开绿灯，即便被骚扰很不情愿，但想到未来的愿景，只好承受这种耻辱。这种情况下，教授凭借自己手中的教学权利，女学生依靠自己身体上的魅力，只要双方的自我道德感出现问题，大抵就容易进入“潜规则”的范畴。

　　对此，北京《人民日报》称，扭转社会观念才能根除性骚扰存在的土壤。很大程度上，性骚扰是物化女性、不尊重女性的社会观念的结果。这些观念长期存在，既顽固又广泛。“在民生银行性骚扰事件中，当事人王女士勇敢站出来之后，网上竟有人指责她‘这种事情拿出来说，不要脸’‘姑娘太高调，以后哪个领导还敢用她’。可见，扭转观念还要走很长的路，个人、机构、国家的全方位发力，也就显得更加紧迫。”

防校园性骚扰 路在何方？

　　四年前，厦门大学(下简称：厦大)发生了“博导诱奸案”，一名叫吴春明的教授被多名网民举报“诱奸女学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性骚扰运动从高校拓展到社会各界，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两百余学者致信中国教育部及厦大校长，呼吁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

　　这让受害人的代理律师李莹至今难忘，在她看来，正是这些勇敢站出来的受害者的一个个案例，才推动了中国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的建立。四年后，罗茜茜们的不再沉默，以及北航、中国教育部的快速反应，都让李莹看到了新的希望。

　　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反性骚扰之路将顺畅无阻。受害者除了要面临自身的羞耻感以外，可能还要面临舆论的指责，“有的人依然认为，你遇到了性骚扰是你自己招惹来的，”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冯媛对美国《侨报》记者说，“或者一味地限制女性的言行举止活动空间 。”

　　更为遗憾地是中国法律至今没有对性骚扰的定义。同时，性骚扰也不是独立的案由，并普遍存在“低起诉率、高败诉率”的情况。

　　处罚沦为空谈？

　　未到5年时间，短短一年后，吴春明重回公众视野。记者注意到，2015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考古网”发布消息显示，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吴春明出任该委员会委员。

　　“被性骚扰后能够提起民事诉讼的非常少，冰山一角，”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对《侨报》说。在她的律师执业生涯中，曾处理过10多例性骚扰案，有的需要提起民事诉讼，但更多的通过调节来解决。

　　在“厦门大学博导诱奸案”发生后，李莹第一时间向受害者提供了法律援助，在向厦大递交的律师函中，李莹代受害者“青春大篷车”提出了四点要求：尽快作出调查结果、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对举报学生身份进行保密、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

　　此后，先出现了厦大122名历史系学生向调查组公开支持教授吴春明的联名信，后又有76名厦大学生和校友为校长寄去防范校园性侵联名信。

　　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校园性骚扰这层窗户纸被彻底捅破，并推动了教育体制变革。

　　但比起罗茜茜事件中，北航的迅速反应，当时的厦大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给出处理结果——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处分。

　　这样的结果比案件本身更耐人寻味，并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该案的第一举报人“汀洋”在其个人微博明确表示不满，“厦门大学不仅保留了吴春明的公职，还保留了他的教授职称级别，说得通俗点就是吴春明在放5年带薪长假，5年后厦大可再聘用他任博导。”

　　对此，李莹解释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虽然撤销教师资格，但5年后吴春明可以申请恢复。

　　“有这样劣迹的老师应该是永远不能再回到教师岗位，这是我们所期待。”李莹说。

　　未到5年时间，短短一年后，吴春明重回公众视野。记者注意到，2015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考古网”发布消息显示，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吴春明出任该委员会委员。

　　对此，李莹感到气愤与无奈，他们向该委员会提出了反对，但却没有收到回应。

　　“可见在学术圈内，对性骚扰的认识还是你骚扰了学生，但我还是认可你的专业能力 ，所以你还是可以在学术圈内立足，但我们是希望 ，只要你有这样的劣迹，学术圈应该驱逐这样的人。”

　　随后不久，“吴春明”的名字开始不断出现在各种网站消息里，并再度引起媒体注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站“中国考古网”2017年11月6日发布消息称，东亚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景观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

　　这篇由厦大历史学系供稿的消息提到，“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吴春明先生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四洋’航海实践”。

　　据大陆媒体报道，厦大原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系教授吴春明已在厦大南海研究院工作。

　　对此，厦大的工作人员表示，吴春明现只从事图书馆相关工作，并无从事任何教学或指导学生的工作，符合厦大之前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

　　应完善性骚扰法律

　　至今“红七条”实施至今已有4年多，现在高校解决教师性骚扰问题时，大多会据此将性骚扰行为放在教师的风纪道德里谈。但实际早在2005年，中国就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对于“厦大博导诱奸案”，李莹有一个遗憾——“受害人并不止我们帮助站出来的这两三个人，但考虑到权力控制关系，以及对他们职业发展的问题，怕未来受到影响，很多受害者保持了沉默。”

　　一些舆论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虽然大部分都是支持这个受害女生，但也有一些另外的声音，认为这些女生是为了上位，有自己的目的，甚至有的人还表示要人肉这些受害者。”

　　为了保护主动发声的受害者，李莹没有建议他们提起民事诉讼，“因为他们的身份很可能会被曝光，提交民事诉讼，所有信息都是要真实的。”

　　除此以外，即使提起民事诉讼，依照目前中国的相关法律，对施暴人的处罚力度偏弱。“受害者可能获得的救济也是非常有限的，赔偿可能就几千元(人民币，下同)、几万元 ，但受害者会承担很大的风险。”

　　在“厦大博导诱奸案”后，中国教育部于2014年公布了高校教师师德“红七条”——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但它并未界定具体的性骚扰行为。

　　至今“红七条”实施至今已有4年多，现在高校解决教师性骚扰问题时，大多会据此将性骚扰行为放在教师的风纪道德里谈。

　　但实际早在2005年，中国就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目前国家立法没有性骚扰定义，这个是非常不足的地方，导致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没有法定标准。”

　　同时，性骚扰也不是独立的案由 。导致性骚扰原告不得不以“名誉权纠纷”“人格尊严权纠纷”等借名诉讼，造成案由非常乱。

　　“这也是不利的，我们认为应该有统一的案由，”李莹对记者说，“因为那些所谓的案由都不能涵盖性骚扰对受害人的伤害，很多受害人后来得了严重的心理或精神疾病，还有的受害者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了，由此可见性骚扰影响有多重。”

　　在处理吴春明案时，李莹还面临着没有足够证据的困局。按照中国民事诉讼通用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受害者往往由于证据不足而败诉。

　　但性骚扰案的一大特点在于——隐蔽性与突发性。

　　对此，李莹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受害人一定要有意识，首先应该避免让它发生，比如尽量避免两个人单独相处，其次，如果发生了，还是要想办法取证，当时有条件就录音录像，如果不行再通过各种方式再去重新获得证据，当事人要有这种证据的意识，这很重要的。”

　　打破传统观念

　　“性骚扰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实现了这样的性别平等，就算是性别平等做的好的国家，它还是在观念、文化上有一些性别不平等。”在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冯媛看来，性骚扰的存在与大众的文化、观念有着很深的联系。

　　据《金融时报》FT中文网报道，前不久，《中国日报》就“韦恩斯坦事件”发表社论，通过一名外籍执笔者之手，声称传统文化保证中国很少发生性骚扰，以及中国男性懂得如何保护“他们的女人”。

　　但很快这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便“消失”了。FT对此评论称：“中国的性骚扰很严重并且被高度默许，几乎没有可靠的干预制度。”并表示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性别权力冲突年代”——2017年，性骚扰作为一个自发议题凸显，而且迅速超越泛泛牢骚的层面，在这背后，女性的愤怒已经逐步成为必须解决之事。

　　“性骚扰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实现了这样的性别平等，就算是性别平等做的好的国家，它还是在观念、文化上有一些性别不平等。”在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冯媛看来，性骚扰的存在与大众的文化、观念有着很深的联系。

　　不止在校园，性骚扰也发生在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其中，发生在校园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可能最难以开口，受害者往往选择成为“沉默的羔羊”。

　　冯媛认为，性骚扰发生在人际之间时，它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可能就因为觉得自己是个男的，就可以做某些事，就可以说某些话，哪怕他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进行性骚扰，他可能也会说我就可以讲黄色段子，营造一个让女性很不舒服、很难正常活动的氛围。”

　　“如果真的要减少这种性骚扰，最基本的工作还是需要更多的从文化的改造、观念的更新、平等观念和权力观念建设方面着手。”

　　但对于受害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尽管一些民众逐渐意识到，“性骚扰是一件错误的事，而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社会的现象，性骚扰与打情骂俏、调情，它不是一回事 ，性骚扰是对人的权益的不尊重、一种侵害 。”

　　但全社会对性骚扰受害者还是有偏见，甚至污名化。“大家会认为为什么不去骚扰别人就骚扰了你，是你自己举止、衣着不端正。”李莹说。

　　“当务之急，还是要让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从纸面的规定成为各责任方实实在在的做法。”冯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