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住房管理局的一名退休人员一条条记录下来：前妻病了、女儿病了、三个老朋友死了。在皇后区，一名年轻诗人得知朋友的父母住院了，其中一人还上了呼吸机。
来自布朗克斯区帕克切斯特的屈蒂娜·帕森(Qtina Parson) 带来了她那个原本欢乐的家庭的最新坏消息，就在几周之前，这位自豪的母亲、姊妹和阿姨的口吻还截然不同——那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我侄子病了，他28岁，”她说。“他和他的女朋友。我嫂子46岁，她也病了。”她的儿子马库斯18岁，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亲戚家里，出现了发烧和咳嗽的症状。“但他在外面割草，”她补充，仿佛大声说出来就能证明这是真的。“我告诉他那是过敏。”
最近几天，在无助的恐惧中，纽约市民看到新型冠状病毒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和烈度攻克这座城市。死亡人数超过了1500人，许多人失去了身边的某个人，可能是同事、高中时的老朋友、孩子同学的家长，也可能是教区牧师、楼上年长的邻居，或者一个母亲、父亲。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认识某个生病的人。
数字说明了一切：截至周四，纽约市有近5.2万例确诊病例。但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一项针对中国病例的研究显示，感染人数可能是被检测出阳性者的10倍，因此纽约的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接近50万。据信，要达到拐点还需要数周时间。
反过来，不断增长的数字又令约800万人口拥有的私人世界缩小了。它就像是一个微观的敌人，对许多人来说曾经只是个抽象的麻烦，是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如今却在逼近，救护车持续不断的鸣笛声宣告着它的到来。
如果疫情可以按周来计算进展——一周餐馆关闭，一周学校停课、商店关门，那么在本周，整个城市都感受到了它真正的威力。
“这是极大的众生平等，”纽约州州长安德鲁·M·科莫(Andrew M. Cuomo)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它不在乎你自认为有多么聪明、富有、强大。它不在乎你年轻还是年老。”
对许多人来说，在本周，应对的规则突然改变了。
“他们先是说，‘只有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会生病，’”27岁的诗人、作家M·马尔贝拉(M. Marbella)说。“现在大家都像苍蝇一样纷纷往下掉。”
速度快得让人觉得不真实。一个月前在曼哈顿观看百老汇演出前享用晚餐的人，今天就有可能生病、悼念家人、失去工作，或者以上皆是。这种事几乎是史无前例的；9·11事件中，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亲人，但损失都是在那可怕的一天、在一瞬间发生的。有些人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将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或1918年西班牙流感乃至更早的时期去做对比。
“这就像14世纪从英格兰来的瘟疫，”67岁、现居布鲁克林格林堡的马克斯·德巴罗斯(Max Debarros)说。
这场瘟疫不仅在街头发生，也在屏幕中上演。在人们的Facebook和Twitter账户上，不停地有老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宣布痛失亲朋好友的消息。威胁似乎无处不在。
“在社交媒体上，每天都会看到新的感染者，”今年30岁、来自皇后区桑尼赛德的奥黛丽·卡德威尔(Audrey Cardwell)说。起初，她对疫情暴发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感觉像是在散布恐慌”——现在，她开始通过冥想和遛狗解决焦虑。“我必须控制自己在网上看东西的时间，”她说。
同样，家住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斯图维森特、现年33岁的莱奥拉·富勒(Leora Fuller)说，她在纽瓦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Newark)的两个学生已经住院，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友谊和自己的健康上。她说：“真正的关心是这样，‘哦，我要给自己买点东西。’”
在城市各处，其他的应对方法也发挥着作用。现年36岁的奥雷利奥·阿吉拉(Aurelio Aguilar)在下东区的一个小杂货店里工作，他喝着姜、柠檬和蒜泥混合调制的饮品，这是祖母用来增强免疫力的配方。在格林堡(Fort Greene)，现年36岁的艾丹·史力伯(Aidan Sleeper)携带了自制的30:1的漂白水，喷洒他即将碰触的每个门把手。
在长岛市皇后区，现年54岁的格伦·哈里斯(Glenn Harris)在视频会议平台Zoom上和20个朋友庆祝生日——他说：“大家来自全国各地。”与此同时，35岁的安迪·阿罗约(Andy Arroyo)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谈起了2012年飓风桑迪袭击后他拥有的那把枪。
“这看上去也许是过度反应，但你真的无法预测人们在绝望的时候会怎么做。”阿罗约说。他目前居住在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切斯特港，正在去布朗克斯找工作的路上。“我需要确保自己和亲人的安全。”
美国人整体上——不仅是大城市——都感觉到了冠状病毒的到来。Civiqs/Daily Kos上周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向美国1505名成年人就疫情进行了询问，结果发现13％的人被感染或有认识的人被感染，还有60％的人担心他们会得病。
对于家住布朗克斯区、现年59岁的凯特·哈珀(Cat Harper)来说，冠状病毒曾是一个抽象概念，直到有消息传出在长岛市她家所在的教会有成员病倒。之后，她姐姐开始咳嗽，而且总治不好。
她姐姐的检测呈阳性，几天前被送入蒙特菲奥雷医疗中心(Montefiore Medical Cente)。哈珀说：“我开始害怕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她打电话过去，但是多天来，她姐姐的嗓子很痛，几乎无法说话。
“她看到周围的人中有些比她病得更厉害，”哈珀说。“她可能在想她也会变成那样。”
然而她康复了，随后出院回家隔离。其他家庭的结局要糟糕得多。
“我身边有些人病了，”纽约市住房管理局(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退休雇员、60岁的安吉洛·阿尔斯顿(Angelo Alston)说。“我的前妻。我的女儿。我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发小去世了。另外两个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也去世了。”
他几年前搬到宾夕法尼亚州，但是现在回到了这个城市，此前他的继子因非病毒性疾病去世，全家为了领回继子的遗体而返回这个城市。失去亲人在任何时候这都是沉痛的损失，但现在也成了一种威胁。
他说：“我正尝试离开这里。”
在格林堡，现年35岁的布莱尔·史密斯(Blair Smith)正在照顾一个生病的亲戚时，碰到了邻居，邻居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他们都认识的杂务工约尔格(Jorge)刚去世了。
“哦，我的上帝，”她说。“这就像等待暴风雨来临，而你只看到暴风雨袭来的那一瞬间。”
家住贝德福德-斯图维森特、现年44岁的狄恩·法里亚(Dion Faria)在太平洋街上的俱乐部被迫关闭，相比害怕，他更多的是感到烦恼。现在，随着Facebook上朋友的朋友病倒，尸体被装进城市医院外的冷藏卡车的视频疯传，他开始想象这场灾难过后的时光。
“希望那时，门都开了，”他站在家门前的台阶上说，“然后我们都能恢复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