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土耳其货币里拉接连大跌，几近崩盘。8月10日，里拉兑美元汇率单日最大跌幅达22.6%，8月13日最大跌幅超过9%，一度破7，创历史新低。今年以来，里拉已贬值超过40%，近8000万土耳其人"一夜暴穷"。与此同时，土耳其10年期无风险国债利率已飙升至19.67%，被评为垃圾债。高盛曾警告称：一旦里拉兑美元汇率跌至7.1，土耳其所有银行的超额资本都将被侵蚀。这意味着，土耳其银行正面临瘫痪的风险，整个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本期凤凰网《舍得智慧讲堂》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黄益平，聊一聊重大金融危机爆发的背后原因，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路。

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挑战

今年以来，土耳其里拉累计下跌超过40%，成为全球表现最差货币。事实上，土耳其的经济也曾一度繁荣。世界银行此前将土耳其划为"中高所得国家"，美国中情局将其分类为发达国家，美林证券、经济学人杂志将其归类为新兴市场。2009年，土耳其股市上升了近两倍，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阿根廷股市。根据富比世杂志的调查，土耳其的经济核心城市伊斯坦布尔于2013年3月有37位十亿富豪，排名世界第五，仅次于莫斯科、纽约、香港、伦敦。

然而，近年来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却呈现持续低迷的状况，其严重的账户赤字、美元外债负担较重和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加剧了外界对土耳其里拉汇率的担忧。2016年12月，土耳其消费者价格指数升至8.3%，较土耳其央行的目标位高出3%还多。而目前按消费物价指数计算，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已升至16%，土耳其通胀水平已经连续第7年超出央行目标，对于依赖外资流入来平衡经常账户赤字的土耳其经济来说，通胀是个大问题。

另一方面，过去10年间，土耳其的债务大幅增加。沉重的债务负担及美元走强带来的利息膨胀，都是摆在土耳其经济面前的难题。5月1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以土耳其债务沉重、通胀加剧、本币币值剧烈波动为由，把土耳其的主权债务评级进一步下调到垃圾级。此外，土耳其的失业率一直非常高，长期处于10%左右。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

黄益平表示，经济增长中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真的迈到下一个台阶变成高收入经济，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正处在人均GDP 8000多美金的时间节点，距离世界银行划定的12000多美金的高收入经济还有一段距离。尽管很多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是走不过去的。但黄益平仍充满信心，他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能否将经济粗放式的增长，转变为经济依托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和创新增长。要做到这一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观念尤为重要。



黄益平做客《舍得智慧讲堂》

诱发金融风险在于系统性的根源

黄益平表示，近几年金融风险不停地在不同领域游走，从股市、汇市到数字金融风险，此起彼伏。对此他提出，诱发金融风险可能已经不是局部的、单个领域的问题，而是有系统性的根源；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

对于此次里拉大跌事件，土耳其央行打出了一系列救市组合拳--首先是降准，将各期限的里拉存款准备金下调250个基点，部分期限的非核心外汇负债的存款准备金率已下调400个基点。其次，加大外汇流动性供给，将恢复外汇存款市场的中介功能，以央行为中介，土耳其银行将能够按照规定在外汇存款市场上相互借贷。此外，银行将能够借到一个月期和一周期的外汇存款。银行目前约500亿美元的外汇存款限制可能将上调。在规定的限额内，土耳其银行将可继续通过外汇市场从央行购买外币。再次，将外汇负债的最高平均维护措施提高至8%。在新的外汇存款机制下，除了美元以外，欧元可以用作维护里拉储备。土耳其央行将提供数十亿里拉、60亿美元和30亿美元等值黄金资产给金融系统。最后，土耳其央行还加强了资本管制，土耳其的银行业监管机构已开始限制外汇掉期业务。这一交易限制没有明确截止时间。

关于如何平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黄益平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市场配置不了的地方，政府要发挥作用。"比如收入分配问题，当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恶化，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再比如环境保护问题，企业往往很难内部消化自己对环境的破坏，也需要政府通过环保政策，把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还比如金融风险问题，"金融部门往往受管制最严厉"，因为金融产品的不透明程度很高，它出了问题，会造成经济系统性的问题，这时就需要政府的干预介入。

但另一方面黄益平也对政府干预表示了担忧，他希望"有为政府"不要变成一个干预市场运行的力量，而是起到支持和辅助的作用，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国长期的金融稳定，依靠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和政府"兜底"。但告别了"中国奇迹"之后，这些都已无法维系。金融危机是国际经济生活的常态，未来，中国需对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心理准备。金融危机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

或许准确预测金融危机并不可能，但对中国来说，当金融危机出现苗头时，如何更好地利用危机，解决根深蒂固的问题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