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学贯古今中外，知识渊博。人们提起他，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多年前随着《围城》电视剧的播出，全国上下风靡一时，大学者钱锺书走入了普通大众的视线，被人们尊为当代的大师。

但有些人并不知道，钱锺书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有一位同窗好友同样可称得上大师，他的名字叫方志彤，其学术水平与钱锺书旗鼓相当，不相上下，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可能还在钱的学术水平之上。在清华读书期间，钱和方惺惺相惜，互为知己。这两位大师眼界高远，才富学深，都喜不吝批评，寡于赞美之词（not the type to hold back criticism nor to offer undeserved praise）。钱称方为intimate friend（挚友）；方则称钱为my crony of Tsinghua（我的清华老伙计）。至于钱在《围城》里是否故意拿自己这位老伙计的姓氏开玩笑，给主人公取名叫方鸿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方志彤（早年多写作“方志浵”，英文名：Achilles Chih-t'ung Fang，本名“金淳谟”），生于1910年8月20日，卒于1995年11月22日），哈佛大学学者，著名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家，通晓多种语言（注意这里说的是“通晓”，也就是不但可以看懂某国文字的文史哲高深书籍，而且也可以用该国文字进行学术写作并口头交流。钱锺书在《谈中国诗》中提到：有位批评家说，专学外国语言而不研究外国文学，好比向千金小姐求婚的人，结果只跟丫头勾搭上了。当然不是每个学习外国语言的人都能娶到千金小姐，勾搭上丫头的却大有人在。），其中包括中文、日文、韩文、英文、德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

方志彤曾经说过：“我的母语是韩国话，然后学日语，再学中国话。我在韩国读书的时候讲的是日语，可是看的是中文。我十六岁开始学德语，不是在学校学，自己学的，捧着课本学，课本上那些荒唐的东西只有德国人才写得出来。我发愿要学世界上所有的主要语言，但梵文和俄文一直没学好。”

十多年前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内容说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arry Levin）应邀到北京进行美中学术交流，其中当然包括会见钱锺书先生了。莱文到了钱锺书的住所后，钱先生当时笑嘻嘻地对他说，“啊，你是来参观我这个神秘动物（原话：mythological animal）……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哈哈！”宾主落座后，二位不待寒暄，立刻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上纵横交错地漫游，一会儿希腊罗马，一会儿法国意大利，一会儿绘画，一会儿诗歌，好比中美两大武林高手在华山顶上论剑比武……据说会谈结束，莱文教授出门坐在回宾馆的车里，闷闷不乐，一言不发。车子快到宾馆时，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感到自惭形秽。”（原话：I am humbled.言语间无不流露出关公门前耍大刀的意思）。车上陪同的人问：“为甚么？”莱文回答道：“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原话：He has another world that I know nothing about.）

如果这则故事属实，莱文教授这下子应该彻底明白了钱先生和他刚见面时称自己为神秘动物的意思了吧。但莱文作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不会不认识在哈佛大学供职的同事方志彤。赴中国之前，莱文如果能够向方志彤请教，了解一下他这位清华老伙计的学识水平，也就不至于落得个自惭形秽的尴尬结果。估计莱文教授没有读过张石公的《夜航船》，否则他应该知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自古华夏多高手的道理。

1997年，方志彤的得意门生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上用英语专门为方志彤写了一篇诔文，其中记述了这位伟大学者的生平以及生前的主要学术活动。海陶玮的学术专攻方向是中国诗歌与文艺批评及其翻译。

海陶玮的这篇诔文中提到，方志彤生于当时日本帝国统治下的朝鲜一个有着中国血统的家庭。但方志彤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正式文件中，称自己生于当时的中国山西省安邑县（现隶属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不知道方志彤是否会说河东方言。方志彤十分坚持自己的中国身份认同，并忌讳别人指其出身朝鲜。以下是1947年8月24日由上海出发的“高登将军号”（General W.H. Gordon）邮轮抵达旧金山入境档案中的一份乘客名单，1947年9月8日“高登将军号”邮轮抵达旧金山。这页上一共有30名乘客，其中的大部分文字是用打字机打上去的，补充的部分则用手写上去。第27名，打字Fang Achilles括号中手写Chih Tung，正是方志彤，他的英文名是Achilles（阿基里斯）（钱锺书当年访美时在给方志彤的一封英文信中还拿这个英文名字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方志彤正好腿有伤，需要拄拐），接下来的个人信息是：37岁，男，丧偶，教师，山西安邑，登记日期：1947年7月22日，登记地点：北平。（在此特别鸣谢文学城博主元亨利博客提供的有关方志彤的信息：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11378/202111/26842.html，此君所提供的民国期间从中国入境美国的人士档案资料详实可靠，可谓功德无量。）

方志彤上学之前在家里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启蒙教育。在日本占领朝鲜的那些日子里，学校采用日语教学，方志彤当时在学校就掌握了这门语言，并把它应用到后来的学术工作中，但随后他拒绝用日语和人交谈。在一位传教士的帮助下，方志彤离开朝鲜，前往上海，17岁时从美国浸会学院（American Baptist College）毕业。然后去了北平，考入国立清华大学（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主修哲学（注意《围城》中方鸿渐在欧洲留学期间学的也是哲学）和古典研究。1932年毕业后，方志彤继续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然后到南宁的广西医学院（Kuanghsi Medical College）担任讲师，教授德语和拉丁语。在那里他与Irene Pan结婚，1937年夫妇俩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回到北平，住在方志彤的岳父母家，Irene Pan于1938年去世。

方志彤在北平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杂志社总编尤金•费费尔神父（Fr. Eugen Feifel, S.V.D.）的助理，主要负责审查杂志社投稿中的译文。稿件中不准确、不合逻辑以及前后不一致之处，都逃不过他那双敏锐的眼睛。他会毫不留情予以纠正，但投稿者对他的这种做法并不总是心存感激。

方志彤对该杂志的投稿并不多，其中包括一些简短的通告和评论，最具价值的是一个“评论之评论”（Review of Reviews）专栏，这个专栏对欧洲语言和日文杂志上的重要汉学文章进行摘要总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论引起了西方汉学家对日本主要汉学期刊的注意，当时这些期刊并不是定期为其发表的文章提供英文摘要。除了在《华裔学志》的编辑工作外，方志彤还在辅仁大学（Fu-Jen University）和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教授德语。中德学会出版了一份双语期刊《研究与进步》（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方志彤负责这份期刊的翻译和评论工作。该学会还出版了他的德语教科书《德文津粱》（Gesprochenes Deutsch》的中文版。

从这几项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为方志彤的唯一爱好（香烟和廉价酒除外）提供了微薄的资金，即他对书籍的嗜好。他购买二手书，每次都是一本接一本地买，直到他购齐了整套《四部丛刊》（共计3,100多册）和《二十四史》的绝大部分（共计3,300册）为止，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工具书。

方志彤经常在北平各大书店流连忘返，春节期间也从不错过顺直门外的集市，成箱的书籍在那里排得有二三里长，其中隐藏着一些宝藏，这些宝藏的价格常常被人低估，可遇而不可求。在北平冬天凛冽的寒风中，他经常悠闲踱步其中，一双眼睛扫视着一本本薄薄书卷的书脊，伸手挑出他个人收藏中缺少的那本。这项壮举结合了敏锐的眼力、超强的记忆力和随时可以回忆起来的能力，机缘巧合是对这种能力最好的回报。他的朋友也从他的这种技能中获益，因为他也会偶尔挑出一本他知道他朋友想要的书目——或者他朋友知道自己想要的书目。

通过在中德学会的工作，方志彤为北平的德国汉学家所熟知。作为一名无坚不摧的中国学者，他的名气在北平的美国学生中广为传播。他们中的一些人向他求教，他都慷慨提供帮助，并拒绝收取他为之所花费时间的报酬。当他的美国朋友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关押时，方志彤利用空闲时间翻译了《资治通鉴》中有关三国时期的十个章节，并做了精心的注解，找出了司马光（注意司马光是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人，距离安邑只有四十华里）采用的每一份现存资料的来源，并翻译了所有的相关段落，这项工作后来以《三国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ree Kingdoms）的书名分两卷出版。最初他计划将294章全部翻译出来，但强制隔离的条件再也没有出现过，于是他转向了其他不那么重要的工作。

公元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应哈佛大学的邀请，方志彤在麻省的剑桥市从事汉英词典的编纂工作，并带着他11岁的儿子维明移民美国。（这点钱锺书比方志彤做得高明，宁可留在大陆主持《毛选》的英文翻译工作，也不愿到美国做二等公民。据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钱锺书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合起来大约是8个小时，而给予的报酬是16万美元，交通、住宿、餐饮免费提供，可与夫人同往，但却遭到钱的拒绝。他对校方特使说：“你们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样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你们以为，他们听得懂吗?”方志彤大可以套用《围城》中唐小姐所说的来调侃一下他的这位清华老伙计：“我们配有架子么？我们是听人家叫来唤去的。就算是请了才来，那有什么希奇？要请了还不肯去，才够得上伟大呢！”）无论在哪个方面，方志彤都能胜任这项工作，为了缓解词典编纂的枯燥乏味，他在编纂词条中采用了加入文学元素的办法，适当引用《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中的文字。例如，“Haveth Childers Everywhere”介绍了汉字“子”的各种不同写法，后来作为样本分册出版，但可惜没有生动活泼的标题。《芬尼根守灵夜》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著名小说，他把自己认为有用的素材全部收集到这部小说中，其文字常融合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古希腊语、古罗马语等六十多国语言与方言，还不时自创新词和双关语，这可能也是哈佛大学后来不让方志彤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之一。

方志彤开始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时，他对编纂字典的厌烦情绪得到了缓解，该专业要求学生具有英语、德语和中国文学这三个必要的专业领域。他的一篇研讨论文就是关于《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的中国元素。作为一名半工半读的学生，他花了好几年时间完成了关于美国大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比萨诗章》（The Pisan Cantos）的论文。他考证了《诗章》中的所有典故，这项工作非常适合他，因为他有在多种语言方面的大量阅读和敏锐的侦探本能。举个小例子，《诗章》第11节中有一句话："der in Baluba das Gewitter gemacht hat"，这显然是一句引文，但出自哪里？方志彤在弗罗贝纽斯的《Erlebte Erdteile》七卷中找到了这句话，作者在其中提到了一个非洲萨满的活动（注意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完全靠博闻强记的人脑和平时的个人笔记）。这篇论文长达865页，方志彤于1958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这篇论文一直成为了研究庞德的学者们搜集资料的主要来源。这篇论文从未出版，因为方志彤不愿意公开记录庞德对资料的处理方式，以免冒犯这位大诗人或诗人的妻子。为了给庞大诗人留面子，方志彤的这篇博士论文迄今仍没有公诸于世（或者已经公诸于世也未可知）。方志彤与庞德夫妇关系都非常稔熟。庞德被关押在华盛顿期间，方志彤曾多次探望过他，并和庞德保持着长时间的通信，双方书信往来各有100多封，为庞德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资料，并担任庞德的儒学导师。庞德的《诗经》译本《孔子选定的经典文集》（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1954）载有方志彤的介绍。

哈佛燕京词典项目停止后，方志彤成为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的讲师，教授古典汉语的高级课程，并开设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和艺术批评讲座。1975年，他成为高级讲师，在哈佛大学工作了30年后，直到1977年退休。

方志彤毕生痴迷于书籍。他与清朝两名藏书家惺惺相惜，并将他们所著关于书籍收藏的《藏书十约》（作者：叶德辉）和《藏书记要》（作者：孙庆增）中的绝妙文章翻译成英文。到美国后，方志彤开始大量购买西方书籍，很快在波士顿的古董商中变得如同在北平琉璃厂一样享有盛名。他的兴趣包罗万象：拉丁语和希腊语文学（两整套洛布（Loeb）古典丛书，每套共计500多册，每次买一本，都是别人用过或有破损的旧书，一买就是好多年），全套拉丁语圣经时代经典集（Patrology），古今哲学和文学作品。他不遗余力地追求适合自己品味的作家：乔治•塞恩斯伯里（George Saintsbury）的所有作品，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所有初版作品，庞德（Ezra Pound）和乔伊斯（James Joyce）的所有印刷品或与之有关的作品。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摆了几排书架，就像他家的大多数房间一样，退休时他把办公室交还给学校，每次用一个购物袋把书带回家，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算把书全部搬回到家，这些书加上他家中原有的书差点没把他家的地板压塌。去世之前，方志彤立下遗嘱将这些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此之前，因为找不到地方存放，他曾寄送过一批约5000册的书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美国著名诗人摩尔在1965年曾作一诗，题为“In Lieu of the Lyre”，诗中第一节第五行即称方志彤为“word-wizard”，并提及方志彤对陆机《文赋》的英译。方志彤无所不知，但出版甚微（“He knew everything, but published little.”），颇有黄季刚当年“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的风范。作为一位天生的师者，方志彤随时准备同他的学生、朋友和同事分享大量知识。他不是苏格拉底（Socratic）式的老师，而是刻板教条，并且极少给人赞誉之词，就像他所崇拜的孔夫子那样。但他仍吸引了不少勤奋好学的学生，这些学生为了领受到这位大师的教诲，不会被他尖酸刻薄的批评而吓退。方志彤退休之后，甚至在临终前生病期间，学生继续向他寻求帮助，他都一一帮助解答。事实上，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花了一个小时给一名学生辅导。他被提前三个月诊断出得了癌症，但已经无法手术了。方志彤拒绝接受手术治疗，在家中去世，享年85岁。他的身体成了一个脆弱的外壳，但头脑和记忆仍然完好无损。作为一位坚忍不拔的儒学道德家而言，方志彤以这种相当有尊严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1948年，他与他在北平认识的德裔马仪思（Ilse Martin）女士结婚。他们育有两个孩子，维音（Bernard Wei-yin）和维贤（Madeleine Wei-hsien），在他最后的病中夫人和孩子们都陪着照顾他。根据遗嘱，方志彤葬在奥本山公墓，当时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

美国诗人约翰·索尔特（John Solt）为方志彤题写了一首诗，把握了一位被移植到两种异国文化中客居异乡的孤独男人的被疏离的感觉和人的基本尊严。在每天从办公室到回家的路上，他将这两种文化当成了自己的文化。此诗作于1984年，附上英文原作以及在下的中文拙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