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上海滩

闽南人称呼外祖父和外祖母为阿公、阿嬷。我的阿公、阿嬷沪漂时，都还只是二十出头的少年家。他们在上海，这个五光十色的魔都里相遇、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在这个生机勃勃的都市里，青春白首五十余年，见证了这个城市变迁，申城上海是他们择城终老、埋骨长眠之处。

我的阿嬷是厦门人，从小由她的祖母抚育长大，没有同胞兄弟姐妹。她被告知父母下南洋后，从此音讯全无。祖母过世以后，阿嬷就寄居在姨家。因为从小没人管，所以既没读书，也没有缠脚。姨家是开糖厂的，生活还过得去。到了婚嫁的年龄，他们想把她嫁给南洋的一位鳏夫，经济条件不错。阿嬷当时还是少女心，虽然寄人篱下，但是应该没有经受过虐待和物质匮乏，因此对于有过婚史又从未谋面的那个男人是满心的不情愿。于是和姊妹淘一起来到上海，以此摆脱包办婚姻。

我的阿公出生于闽南山区一户贫困家庭。生母生下他时已是中年，营养和体质使她在分娩后没有奶水。这时，山下村庄上有一户富裕人家新寡，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按风俗，家族里为她再安排了一个新生儿，让她能在抚育孩子们的忙碌中，心无旁骛地走完守寡的青春岁月。这位新寡的她就是我阿公的养母，那个新生儿就是我的阿公。阿公是知道他生身父亲的姓氏的，他的孩子们也知道，但是没有人想过改回原姓。

我的养外曾祖母对我阿公是慈爱的。家里吃的、用的都会分成两份，公平地分给两个儿子。阿公回忆起这位母亲时，常常会忍不住落泪。我年幼的时候，家里供奉着她的遗像和神牌。每逢她的冥诞，阿嬷总会带着我拜太嬷，予以祭奠。祭祀都是在中午，家里通常就我和阿嬷一老一小。阿嬷会特地烧几个菜，斟上酒。祝祷后，把酒酹在烧着的锡箔上结束仪式。阿嬷生病不治后，阿公似乎预感到什么，让人把神牌护送回老家祠堂供奉。从此阿公就再也没有机会亲祭慈母的神牌了。

尽管太嬷待阿公恩重如山，阿公还是在家族中感受到寄人篱下的无奈。这大概也是他离家到上海讨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初，旧厝要推倒造新房，老家来信询问阿公是否可以签字放弃对旧厝继承权，这样造新房的人就可以对新房拥有完全的产权。阿公没有提任何条件就签了字。新房建造的过程中老家又传来消息说，旧厝下埋着金条，阿公也没有费神追究。

倒是我的阿姨出生后不久就让我的阿嬷送了人，阿公又追讨上门，把孩子给要了回来。我这个失而复得的阿姨是阿公和阿嬷的第三个孩子。在她之前阿公、阿嬷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当时阿公正处在长期失业状态，阿嬷犯愁养不了这个孩子，正好医院的一位护士没有小孩，想收养一个。阿嬷就把孩子送给了这个护士，出院回家了。阿公回到家，不见新生的孩子，了解了情况后，二话不说，找到了护士家，把孩子又给抱回来了。阿公说，他是被人领养，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被人领养。虽然阿公骨子里是重男轻女的，但是这个失而复得的女儿，却成了他最怜爱的孩子。阿姨初中毕业正逢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阿公想法子安排她去老家插队，一来是希望有个看顾，二来希望她能嫁给南洋华侨过上好日子。可惜，阿姨没有领会阿公的这番苦心。这些都是后话了。

“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米西炒咸菜”。这是我年幼时小朋友间流行的沪语儿歌。儿歌嘲讽乡下人不会说上海话，不能融入大上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乡下人初到上海，不会说上海方言，生活孤独困难只能吃咸菜的窘困。阿公和阿嬷初到上海不谙沪语，有没有面临只能吃咸菜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及过，应该是没有。同乡里帮衬同乡里是福建人的传统。阿公老家的村庄下南洋的几乎去的都是菲律宾，而我奶奶家那边下南洋的则大多是印度尼西亚。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就会一个帮两个，两个帮四个…… 根据史料的记载，当时福建同乡会在上海非常活跃，福建人在上海有自己的小圈子，阿公和阿嬷就是相识在这个小圈子里。虽然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但是靠着同乡帮助，两人都有工做。阿嬷为人帮佣，曾为吴太太打工，听阿嬷说她在电台（也许是电视台）教烹饪的。阿嬷也由此学得一手好菜。阿公则在船上工作。就像上海的三把刀：剃头刀、切菜刀、修脚刀几乎被低端的扬州人垄断一样，上海的船工多是低端的福建人。阿公常常得意地回忆在货轮上任理货员的日子。理货员最大的挑战就是装货、卸货时要保证实际货物的量和文件上一致。要看紧码头的工人，不能让他们偷盗货物。阿公当时年轻、头脑灵活，做得得心应手。因为都得和社会打交道，两人都能说地道的上海话。倒是我先生的外婆，一样是年轻时就来上海，却到老也是一口家乡话，不会上海方言。虽然先生的外婆不仅是天足而且断文识字，可是优渥的生活条件使她接触的不是佣人就是家人，从来没有与社会打交道的需要。

阿嬷嫁给阿公后就成了家庭主妇。阿公跑船时是可以携带家眷的。不跑船时，他们租住石库门里比较象样的房子。在航运公司做事时，收入应该不错，因为那时他们还有美元积蓄。49年前后，航运公司迁往台湾，外公本可以携家眷随公司的货轮去台湾继续工作。但是想到大舅舅随时会在船上出生，阿公担心在没有医护人员的情况下，母子万一有意外，就选择了留在上海。本来，外公是觉得这份工不做，还会有另一份工。没想到留在上海后就进入了长达十年了失业期。阿公一直把十年失业怪到大舅舅头上，多少是没有料到繁华的十里洋场也会陷入经济萧条。当时阿公跑船主要在长江内河航道上走，但还是到过不少地方。90年代初，阿公看到琼瑶剧里日月潭的取景，得意地对我说，“我去过那个地方”。阿嬷见到我的表姑与表姑夫在香港的合影对我说，“那是平顶山，老头子带我去过”。阿公见识过的台湾与香港比起大上海，都只能算是小村落。

1951年前后，阿公后来听说老东家在香港有船要找人，也曾追去香港。当时，去香港已经要先政审。政审拖了一段时间总算批准了，只是船等不了那么久，等阿公只身赶到香港时，已起锚远航了。失业期间阿公卖过棒冰，阿嬷帮人刷马桶，妈妈捡烟头，入不敷出时就一件一件把稍微值钱一点的家当卖了，包括阿嬷想传给妈妈的那件海芙蓉大衣。我不知道阿嬷在帮人刷马桶、不得不送走自己的孩子时有没有后悔没有嫁到南洋去。我只知道阿嬷晚年丧失近期记忆，总生活在过去时，反复唠叨的就是阿公年轻时辜负她的一件事。他们婚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后不久，为了琐事拌嘴后，外公负气去宿妓，回来还说给阿嬷听有意气她。阿嬷似乎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如果嫁到南洋，日子可能完全不同。她也从来没把未嫁去南洋享受富裕的生活当作人生的教训传授给我们小辈。以致于我婚后才知道还有结婚是女人第二次投胎的理论。外婆对于她的婚姻只是认命。因为外公在认识外婆前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和一个孩子，外婆总是觉得嫁给一个二婚头是她这辈子不可逃脱的宿命。

阿公签字无条件放弃祖屋的继承权时，他的一家好几口人正挤在泉州会馆内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十平米左右的屋子是餐厅，是卧室，也是厕所。到了晚上，阿公、阿嬷和我睡床，那时阿公已回到海轮上工作，并不常在家。阁楼上睡一个阿姨，餐桌下打了地铺再睡一个阿姨。地铺象一条公路穿过隧道一样横铺在餐桌下，白天起床后就收走地铺。也不知谁想出来的，把床比作是客轮里的头等舱，地铺的比作是大通铺。

外公没了工作后，全家就搬到了这个靠近十六铺码头、建在外咸瓜街上的人称泉州会馆的大院，因为当时对外公这样的福建同乡是免费的。有资料说，外咸瓜街上有着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由福建同乡会建造的会馆：泉漳会馆。泉州会馆是不是就是泉漳会馆？极有可能。因为，在闽南语里“泉州”和“泉漳”的发音非常接近。据资料记载，当时泉漳会馆外方圆几里都是福建同乡会的产业。咸瓜也是福建话，瓜是黄鱼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