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新疆之行
从秭归回来后,武汉市和二附中都闹得很厉害。都是关于革委会的人谁当头,造反派各派力量在革委会里应当有什么比例之类的事,总之是在争权夺利。在那么艰苦的日子,大家没有吵架。而胜利了,却为这些事情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学校里则在为结合哪个领导进入革委会争论不休。这真的很无聊。于是,我再次萌生了去新疆的念头。
新疆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长征去新疆的梦想没能实现,现在机会来了。班上的周建明听说此事,也提出要和我一起走。于是我们就开始准备。
首先是什么时候出发的问题。兵荒马乱,爸爸肯定不会让我去的。所以此时不能在家里透露一点风声,而且尽量在一周的开头走。这样一个周末不回家,他不会察觉有什么异样。等到再过一周的周末,我肯定已经到新疆了。于是我们把出发时间定在周二。
其次,要准备一些物品。除了衣服外,想到是去小姐姐那里,就带了一本《陈伯达文集》,准备送给她。我怕到时候需要证明,就把学校的空白介绍信拿了几张,还在学校重新办了一个家在乌鲁木齐的学生证,看能否搞到半票。这完全是缺乏社会经验的做法:在不太平的日子里,带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搞不好会惹祸上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要出门闯,证明越少越好。这样可以自己随便说!带各种证明只会越描越黑。
六月十八日下午,我和周建明每人背一个小书包,就往火车站走。大楼里,杜薇娜在窗户里叫:“江育林,不要去新疆啊!会出人命的!”王治民骂她:“不要瞎说!乌鸦嘴!”我们笑起来,向他们招招手,就走了。
到了火车站,我们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于衍正还特地跑来看我们,给我们送行。我们说:“想不想去?一起上来吧!”他摇摇头,看得出他非常犹豫,下不了决心。
到底不是大串连时期,火车开得很快。半夜里,开始查票了。我们坐在过道上装作熟睡,被推醒后,打着哈欠从衣服里掏出进站用的站台票,晃了晃。查票的人拿过来看了看,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就还给我们了。等他走后,周建明偷偷露出一只眼睛,朝我笑了笑。
清早,火车到了郑州。我们下了车,在站台上等了一会,就来了去西安的火车。我们再次混了上去。这次很顺利,一直坐到了终点西安。刚要走,就看见去兰州的火车开过来,我们赶紧跳了上去,还庆幸自己运气这么好。没想到运气不好的时候到了。
一上车,就开始查票,而且是解放军在查票,根本就混不过去。好在逃票的人很多,倒也没引起他们的注意。不幸的是:我们在逃票时把书包留在另外一节车厢里了,而且我们不会说北方话,不知道陕西人“咸阳”怎么说。所以当我们主动补票,说要去咸阳时,他们感到很不对劲,就问我们到咸阳干什么?怎么连咸阳这个地名都说不清楚?如果在下一站把我们赶下去倒也好了,可我们的书包还在火车上。就这样。被解放军押着,直到咸阳才被赶下来,而且送到了咸阳车站的公安。问题就变复杂了。
那里的值班人员仔细检查了我的书包,看到有空白的介绍信,而且有两个学生证。就立马把我们关起来,说要等会审问审问。我们紧张极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过了好久,来了一个戴红袖章的工人。他叫我们“交待”到底是怎么回事。周建明也说不清楚,只好我来说。我老老实实告诉他,介绍信是从学校拿出来的,怕有什么事需要。我又没有写什么。学生证是想搞张半价的车票,如果是想做坏事,就不会把两个学生证写成同一个人的名字了,我完全可以写成两个不同的名字。如果你不相信我们,那很简单,往武汉的学校打个电话核实就清楚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等着消息。那人听了半天,觉得好像还有些理由,就把我们放了。但是警告我们:不要呆在车站里,再被他看见就不客气了。我问他:“那我们怎么能离开这里呢?”那个人头也不回地说:“那不关我的事”。
我们出了“禁闭室”,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这时候已是夜半时分。想来想去,只有到货场去,客车是不敢再乘了。在货车调度场那里等了几个小时,看到有西行的空货车,就爬了上去,就这样离开了咸阳。天刚亮,我们就到了宝鸡。
看来坐货车还是放心多了,于是我们继续寻找西行的货车。找到一列空的敞篷货车,就爬了上去。我们坐在敞篷货车里,心情好了许多。趁此机会把书包好好清理了一下。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撕碎丢了。介绍信,多余的学生证……。这才缓了一口气。
刚刚缓过气来,突然天一黑,火车钻进了一个长长的隧道。这个隧道好长啊,半天都出不来。如果坐在客车厢里,我一定会觉得很好玩。但现在是在敞篷车厢里,满山洞的煤烟,呛得我不停地咳嗽。到后来,气也喘不过来了。只觉得火车不是在走,而是在往下掉,我的心也在不停地往下沉……。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天一亮,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刚朝外一看,前面又是一个隧道口!我赶快低下头。这时,我才想起赶快把水壶里的水倒在毛巾上,把鼻子和口捂住,才感到舒服一点。眼睛就只好闭住了。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隧道,在这段路上,火车在隧道里面的时间比在外面的时间要长得多。经常是刚出隧道,才几秒钟就又钻进了下一个隧道。我们就这样昏昏沉沉地坐在车厢里煎熬,一直到了天水。这时我们相互一看,从头到脚浑身上下都是煤灰,简直就成了个大煤球了。
从天水开始,山虽然还是那么高,但地势逐渐上升,山反而显得越来越低,最后就成了丘陵地带。隧道也少了,但四周变得越来越荒凉。开始是树越来越少,后来就完全看不到什么树了。再后来,连草也越来越少,整天看到的就是单调的土黄色。在整个甘肃,我们就这样一段一段地走。坐过运煤的车,运汽车的车,运黄瓜的车。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也就是古书上说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的气候。当火车晚上路过大铁桥时,我们看到守桥的战士穿着大皮袄。我们在车厢里冻得发抖,只有把一筐筐的黄瓜搬开,搭成一个窝,利用黄瓜烂了发出的一点点热量取暖。白天则躺在车门口晒太阳。铁路旁边的牧民看到我们在吃黄瓜,就骑着骆驼拼命追赶,向我们讨瓜吃。我们就把黄瓜一条条地往下扔,开心极了。就这样,我们经过武威、河西堡、张掖,一直到了玉门。还看到了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
清早,我们正在铁道旁用给客车上水的水管洗脸。一列从上海开来的客车缓缓地停在那里,很多人都下来洗脸。我们停停走走地过了几天了,心里很烦,还是冒险试试混客车吧。于是我们就把毛巾往肩膀上一搭,装作刚下车洗完脸的样子,大摇大摆地上了车。车厢里满满的坐着上海知青,根本就没法查票。就这样一直顺利向前走。二十四号上午,我们听说下午就能到乌鲁木齐了,心里又开始紧张起来,生怕又会出什么纰©。于是在乌鲁木齐前面一站盐湖下了车。盐湖是个很荒凉的车站,既没有围墙,也没有人管,完全是放任自流。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下。远方有个大湖,大概就是盐湖吧。虽然天气热得要命,但湖边却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我们走拢过去一看,原来是结晶出来的盐。看来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
下午,我们买了一张去乌鲁木齐的车票,很神气地上了火车。下午五点,终于到达乌鲁木齐车站。这时我们完全是一副“守法公民”的模样。所以那里管的再严,我们也不害怕了。
乌鲁木齐车站很有点民族风格。四周有很多维吾尔族的老汉在那里卖烤羊肉串,和内地完全不同。他们汉语说得很不好,就像电影里的日本人说话。那里的时差有三、四个小时,每天晚上十点太阳才开始落山。我们慢慢地往小姐姐所在的工厂——兵团陶瓷厂走去。我知道小姐姐那时不在厂部,而在他们的矿山上,也就是浅水河。但我不知道在哪里,怎么走,只有先到厂部再说。在路上我们吃了一碗面条。西北地区缺水,连面条都没有什么水。我们找店老板讨面汤喝,他指着一个细长的花瓶样的容器说:“就那里一点点了,你们少喝点吧。”我们口渴极了。在路上看见建筑工地上有自来水管,就在那里饱饱地喝了一顿。
当我们到达陶瓷厂时,厂里的人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不相信这个浑身上下脏兮兮的人会是江莉琳的弟弟。但又没有证据说不是,而我又带着学生证。于是半信半疑地安排我们在招待所住下。
我实在是累了。也可能是觉得到了陶瓷厂,心里放松了,那天晚上睡得像死猪一样。第二天一早醒来,周建明叹着气说:“昨晚没有睡好,还好想再睡一觉。”我很奇怪地问:“你怎么啦?”他大吃一惊:“昨天晚上枪声响了一晚上,你没听见?我都快吓死了!”我摇摇头。我睡的太香了,什么也没有听到。
早饭后,一个瘦瘦的年轻人走进来,很客气地和我们讲话。我问:“你是谁?”他不好意思地说:“我姓于”。我马上想起来了,他一定是小姐姐的男朋友于政文。我高兴地说:“你就是于政文?”他点点头。后来,他带我们找了去浅水河拉料的大卡车,麻烦司机把我们送到矿山去。
新疆当时是个很荒凉而且很不安全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流浪人员,人称之为“盲流”。我看在当地人心里,可能就和“流氓”差不多。盲流成群结队,甚至还有武器,时不时地抢劫运输车辆。因此那里的汽车很少单独行驶,都是成队一起走。而且第一辆车和最后一辆车的顶上都架着轻机枪,一派要打仗的样子。司机们很怕掉队。于政文帮我们联系车时,已经只剩最后一辆车了。司机一听,着急地说:“那赶快上车吧!他们都走了,我得去追他们。”我们很快地从车尾爬上去,车马上就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