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美國那點事|“建牆”與政府關門:2020大選前哨戰已打響
美國聯邦政府部分停擺已經進入第三週,白宮與國會爲美墨邊境建牆撥款一事僵持不下。爲了堅持在邊境建牆,1月6日川普向媒體放話,可能會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以此避開國會的阻攔。
2018年中期選舉之後,聯邦政府部分關門成爲川普需要面對的頭等大事。由於美國國會在修建美墨邊境牆的撥款問題上意見嚴重分歧,兩黨未能就政府撥款法案達成一致,美國部分聯邦政府機構於去年12月22日凌晨停擺至今。儘管川普已經和民主黨大佬多次碰頭商議,但雙方仍深陷僵局。川普甚至揚言,如果得不到56億美元撥款,關門將持續數月或數年。
中期選舉塵埃落定並未使美國國內政治並未進入平穩期,反而更加亂象叢生。川普“非主流”的執政方式正以眼花繚亂的方式探索美國政治的邊界,猶如一本緩緩打開的教科書,告訴世人美國政治的可能性竟然如此豐富。時至今日,美國國內政治的動盪起伏依舊上演,爲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預埋一個又一個伏筆、增添一個又一個戲碼——川普究竟會因爲各類掣肘而做“困獸之鬥”,還是意氣風發迎接下一場勝利?
政府停擺,“否決政治”難逾越
對川普而言,在美墨邊境“建牆”一直是他從競選到執政以來多次向國內選民強調的核心承諾,事關其白人鐵桿選民的切身利益,不易妥協。對民主黨而言,“建牆”問題事關美國的開放與包容,與本黨支持者所信奉的立場密切關聯,成爲民主黨人中期選舉後反對川普的有力抓手,不容放過。
政府關門看似禍起高牆,實質上是中期選舉後府會分治、兩黨惡鬥的最新戰果。鑑於這已是川普任內第三次聯邦政府部分關門,奧巴馬任內也多次出現類似情況,停擺問題絕非共和黨、民主黨或者哪一個總統一手釀成,而是美國引以爲豪的“三權分立”正日益異化爲“否決政治”。
“否決政治”的重要表現之一是國會利用其在三權分立中的位置和權力反對行政機構的一些政策主張,以黨派劃線反對另一黨派總統或議員提出的法案,或者以阻止重大改革和預算立法、阻撓行政官員任命等方式脅迫政府讓步等。曾經因“歷史終結論”而名噪一時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2014年《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感慨,美國政治已出現“否決政治”,某些領域制衡太多導致集體行動成本大大增加,有時甚至寸步難行。
現在看,福山指出的問題正逐漸固化爲美國政治中的頑疾,川普特立獨行的政策與傳統建制派格格不入,民主黨人爲本黨而戰、爲傳統而戰及約束川普的強烈衝動在中期選舉後全面合流,進一步加劇“否決政治”出現的頻度和烈度。
然而,從2020年大選角度看,民主黨若一味採取“凡是川普提出的都反對”這一策略很可能起到反作用,如何在反對川普的同時儘量達成有利於多數民衆的妥協,體現不同於川普的政治智慧,爭取更多中間選民的青睞,只有這樣民主黨纔可能在兩年後將川普挑落馬下。
人事動盪,“小圈子”越縮越小
川普執政近兩年來,政府重要官員變化如走馬燈般應接不暇。其中,決策團隊人事變動頻度高、範圍廣、程度深,國務卿蒂勒森、國防部長馬蒂斯、兩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與麥克馬斯特、司法部長塞申斯、常駐聯合國大使黑利等近一半內閣級官員已經或即將離職,混亂規模遠超小布什、奧巴馬執政同期。
從一輪輪人事洗牌中不難發現,“忠誠”已經成爲川普選人用人的核心標準,決策“小圈子”正越縮越小。經歷“大浪淘沙”後,與川普政見不一、心懷不滿的主要官僚紛紛主動或被動退場,大量以“忠誠”爲職業標杆的官員從“宮外”走入“宮內”、從中層涌入內閣、從外圍走向內核,一些政策理念與川普更爲接近的官員如國務卿蓬佩奧、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等保守派人士乘機佔領高地,把控關鍵決策職位。
從美國曆史看,歷屆政府幾乎都會有自己的決策“小圈子”,如奧巴馬任內以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白宮辦公廳主任麥克多諾、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鮑爾爲主的“三駕馬車”;老布什任內以總統和國務卿貝克、國防部長切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等在內的“八人幫”等。
川普任內的“小圈子”在不斷變化的基礎上呈現出越來越封閉集中的特點,“小圈子”或“小集團”的同質思維凸顯。尤其是川普啓用的官員普遍爲政壇“新人”或已被政府一度遺忘的“老人”,他們得到關鍵職位後往往懷有幸遇伯樂賞識之情,主動迎合川普,難以大膽質疑總統決策,導致白宮內部決策陷入“小集團迷思”和“單線思維”。
未來,美國內外政策“川普化”“小圈子化”將更加顯見,內部決策體系糾錯糾偏能力將遭到嚴重削弱,只講戰術、無視戰略的問題將日益突出。白宮以川普爲強勢主導的決策體系日益僵化,優點是“以結果爲導向”,行事果斷、速戰速決,缺點是深陷具體問題和眼前計劃,決策片面、易走極端,缺乏長遠戰略規劃。
調查加速,川普“頭懸利劍”
真正有可能對川普餘任執政地位形成正面衝擊的則是針對總統的各項調查,其中尤以“通俄門”調查影響最大最深,是外界普遍認爲可能引發總統彈劾的關鍵調查。從目前進展看,一心撲在“通俄”調查上的特別檢察官穆勒所採取的“外圍包抄”策略正不斷髮揮作用。
穆勒在缺乏川普及其核心團隊“通俄”的鐵證後,查找一些關鍵人物如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競選團隊負責人馬納福特、律師科恩等人的經濟問題,迫使這些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以配合“通俄門”調查來換取減刑。科恩的倒戈已經充分證明這一方法行之有效。近期,華盛頓聯邦法官批准穆勒所聘用的聯邦大陪審團延長任期,再度表明穆勒將調查進行到底的決心和能力。
“通俄門”調查看似來勢洶洶,但穆勒的最終調查結果能否實質性摧毀川普的執政地位並沒有如此簡單。從美國政治的運轉機制上看,通過特別檢察官的報告起訴總統本身就極其複雜。1973年之後,司法部的內部規定就是不起訴在任總統。
然而,這一規定也預留活口,並不意味着由司法部任命的穆勒發揮不了任何作用。還有一條規定指出,司法部長必須重視特別檢察官的意見,只有當司法部長認定特別檢察官的行爲十分不妥或者完全不符合部門現有規定和做法時,才能駁回特別檢察官的請求,與此同時必須將特別檢察官的調查結論和司法部駁回的理由一起提交給參衆兩院的司法委員會。因此,一旦穆勒提出起訴總統被司法部駁回後,穆勒的最終報告就自動進入國會兩院視野,川普的執政地位仍將遭受考驗。
民主黨控制衆議院多數席位後,爲了打壓川普和共和黨,“通俄門”調查的一點風吹草動必然會引起他們的迅速關注。比如,衆議院司法委員會可以選擇公佈穆勒的調查報告,也可以傳喚穆勒就其報告公開作證,讓美國民衆自己判斷所謂“通俄”是真是假。即使“通俄門”調查沒有“實錘”放出,民主黨也會不斷以此爲抓手“小題大做”,爲反擊川普提供彈藥,讓川普與共和黨時刻處於戰備狀態。
此外,一些衆議院民主黨人已經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準備在“通俄”調查之外開闢針對川普的新戰場,如對川普宣誓就職活動中的非法海外資助等問題展開調查。可以說,即使沒有“通俄門”調查,重奪衆議院多數席位的民主黨人也會絞盡腦汁在涉及資金、利益衝突等多個問題上向川普繼續發難。面對接踵而至、迎面撲來的種種亂象和挑戰,川普的最高目標一定是逆勢而爲、亂中求勝,而最低目標也很簡單,實現亂中求生也就謝天謝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