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塑造我们今日世界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到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欧洲胜利日（VE Day）显然并非那场战争的终结，当时日本仍未被完全击败。但这一天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它也标志着人类向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迈进了一步。

战争之后，美国脱颖而出，成为军事超级强国，他们在核武器研发方面比莫斯科抢占先机，而核武器在日后全球战略力量的角逐中成为主要筹码。

但俄国人很快迎头赶上。他们决定保留对东欧绝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这粉碎了一些人心中战后新秩序可以少些对抗性的希望。

北约（Nato）在这种局面下应运而生，美国和西欧之间也建立起一种看似永久性的军事外交联结。正如记者兼历史学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本周在一场英国皇家智库联合三军研究所（RUSI）举行的网络研讨会指出的那样，它“创造了‘西方’的概念；这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体系并不只关乎边境，还关乎理念”。

但其中并非只包括北约。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e）教授强调，这是由多个机构组成的一整个网络。

“战前国际组织架构中得以保留下来的少之又少，”他说，“而且各方都意识到，有必要从残骸中建立起一个‘全球秩序’，这种认识比1919年（一战结束）时更加强烈。”

克拉克表示，联合国“是一个主要成就，其次是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经济体系，以及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他称英国在其中具有一定影响力，但美国的力量才是决定性的。

“几乎每一个国际机构的成立都取决于美国对他们的兴趣和支持。通过这些西方主导的组织，”他表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增长期内，一种非常独特的‘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逐渐形成。现在那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面临很大压力，因为它的政治基石正在显著改变。”

这背后的原因与我们今日每天在新闻上所见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关。

那便是崛起的中国，是经济大国转向亚洲及远东，以及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崛起的趋势。

北约内部明显的紧张气氛便是一个例证。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向华盛顿质疑北约的价值，而土耳其与匈牙利等一些成员国内部还出现了政府风格向威权主义倾斜的趋势。

安妮·阿普尔鲍姆指出，在美国，一股外交政策上推行孤立主义的势力已经支配共和党。她认为现在西方价值体系中有裂痕出现，而在代际变化过后，与二战刚结束时的时代有真正联结的政治家就算不是一个没有，也只是少数。

对当代历史的无知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并不是最近才出现在国际问题视野中的。无论如何中国毕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原始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美国一直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担忧，”迈克尔·克拉克对我表示。虽然这段历史现在不常被人提起，但他称“美国一直将前共产主义的中国视作新世界的一个主要力量，认为中国将自然取代英国与法国两个旧帝国。”

克拉克称，这也是美国在1949年将中国“输给”共产党后“受到极大创伤”的原因。“美国直到1972年才放下那件事，而现在美国可能又陷入了另一个对中国在世界中作用的‘幻想破灭’综合征。”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教授劳伦斯·弗里曼赞同这个观点，但他同时强调，冷战期间美国面临的是“另一个中国问题”。与今天不同，20世纪时的中国并未被视作是一个经济及科技威胁。

确实，正如克拉克告诉我的那样，华盛顿的相对衰落更像是二战后秩序终结的症状表现，而非原因所在。然而他认为，“华盛顿正在采取行动使这个过程加速推进”。

“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秩序’,”他说，“是建立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之上的，即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现在生活在印度、中国及东南亚所在的圈子里。”

“这是全世界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驱动力，反过来这也将最终演变成国家政治力量，并因此改变国际政治架构。”

那么，如果说在新冠危机之后会有变化发生，这种变化到底会是什么呢？

克拉克认为，后疫情世界仍将会是“亚洲世纪”，但疫情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造成一些真正的脱节。

在他看来，“无论是从对这个问题的政治反应来看，还是从他们对本国的抵御力和其它严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的重新评估来判断，中国将是这场危机的长期输家”。

现在对后新冠时代的国际体系的样子做出任何基础性评估可能都为时尚早。

可以肯定地说，二战中产生的公共服务及团结性在战后体系中一直得以延续，如果现在可以采取类似的措施将会是一件好事，但遗憾的是，所有迹象都显示这可能不会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