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医院救治新冠病人的ICU病房 图/ABC截屏

大概从上周末起，美国纽约长岛犹太人医疗中心急诊部接收的新冠患者开始减少，医院急诊医生人手终于不再告急。当地时间4月12日，纽约州州长科莫宣布，纽约州新增新冠肺炎就医人数降至53例，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该州新增就医人数的首次下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斯蒂芬·哈恩当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疫情已经接近峰值”，拐点或将到来。

“虽然新增确诊人数在减少，但中度、重度病人一直在增加，ICU的拐点要比疫情拐点晚到来，至少还要十天。” 周秋萍是北岸长岛犹太医疗集团下属的纽约长岛犹太人医疗中心心胸外科ICU主任，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从三月初收进第一例新冠重症患者开始，重症救治的弦越绷越紧，新病人不断收进，正在插管的患者还无法脱机。ICU医生紧缺，周医生在犹太人医疗中心管理两个ICU病区，还要兼顾医疗集团下属另一家医院的心胸外科ICU。目前，她供职的医疗集团下属的二十多家医院已有900多个插管患者，其中几家综合性医院陆续开辟出七八个ICU，仍有很多重症患者在普通病房。

美国时间11日晚8点下班前，几个重症病人突然恶化，周医生当晚忙到深夜才回家休息，这样的突发情况在疫情爆发后成了常态。12日晚，周医生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8小时后，她将开始新一周的第一个白班。以下是她的自述。

如果闻不到咖啡香，赶快去做检测

武汉疫情爆发伊始，我就在关注新冠发展，只是当时没想到会演变成全球大流行。1月23日，武汉封城，这样的控制力度令人震惊，也让我对国内疫情控制比较有信心。之后新冠在亚洲传播，新加坡、日本、韩国对疫情的压制效果也都比较好，直到3月初意大利疫情爆发，美国医生开始意识到，“疫情防不住了”。

当时美国华人医生纷纷给医疗协会和美国疾控中心（CDC）写信，要求马上切断传播途径、让医务人员戴口罩，但进展并不顺利。现在有不少美国民众和媒体在质疑美国早期贻误了疫情防控时机。

也是在三月初，我们心胸外科ICU接到了最早两例新冠疑似患者，核酸检测显示，其中一人是阴性，另一人确诊阳性，这是我们医院第一例新冠患者，医院把所有资源都给了这个病人，尽管送进来时肺炎严重，但不到一周就拔管去了普通病房，现在已经出院回家。

接到第一例患者后，我马上自我隔离，停止了一切社交活动，除了工作就是回家待在自己房间休息，房间有独立洗浴室、健身用品和电视，我先生会送饭到我房间门口，彼此不见面，都是打电话或视频。儿子在加州做外科医生，每天跑急诊会诊，我每次跟他说要讲注意防护，他都会说“好，好，我知道了。”相比于我自己，我更担心他，年轻人的防护意识不强。

作为医生，我不会感到恐惧，恐惧是不能解决问题，我的专科就是急诊和重症，执业近二十年，每天都在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打交道，不会被病人的病情和情绪所影响。

纽约在3月初还没要求居家隔离，城区人口密集，大部分人乘坐公交上下班，到了三月中下旬，纽约疫情还是爆发了。

医院物资也是那时开始告急，一个N95口罩要用48小时以上，医生差不多每两天去医院领一个，大家都把口罩当宝贝一样。因为一直跟踪国内的疫情，我知道纽约华人团体那还有部分滞留的物资，因中美停航没来得及寄回国内，和他们取得联系后得到了捐赠。

医院有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具体数字我不清楚。轻症不发烧、不咳嗽，很难判断是否被感染。纽约的轻症新冠患者很少出现腹泻等胃肠道症状，较多表现出嗅觉失灵、乏力。ICU工作强度大，每天必喝咖啡，我和科室医护人员开玩笑，“要是哪天早上闻不到咖啡香味、感觉乏力，很可能中招了，不要来上班，直接去做核酸检测。”目前我的ICU还没有医护人员被感染。

犹太人医疗中心的心胸外科ICU是负压病房，13张病床，开始收治第一例新冠患者后，为防止交叉感染，把原有普通病人逐渐被腾挪到一个专门病房，ICU则用来收治新冠患者，很快满员。从3月第二周开始，患者数量直线上升，陆续有四五个其他专科ICU也开始收治新冠患者。到3月底、4月初，又把手术室旁的麻醉恢复室改造成ICU，有20多张病床，由我管理。ICU医生紧缺，医疗集团鼓励我们“能帮多少帮多少”，从上周开始，我还会到另一家医院上班。

执业近二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挫败感

ICU团队有多个相关专科的医护人员，组成不同职能的小分队，各司其职。例如，每班的重症医护团队由1位重症医学主治医生带1～2名进修医生（Fellow）和住院医生，一名高级护理师，以及一两位前来支援的外科医生，这些人员都有处方权，可以开止痛药、抗病毒药等，遇到关键问题需与ICU医生沟通，由ICU医生下医嘱。

此外，还有专业物理治疗师组成的俯卧位小分队，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他们经过特殊训练，知道如何使用杠杆平衡，使巧劲儿帮助插管病人翻身。插管小分队有专门的麻醉师，呼吸治疗师负责调整呼吸机参数，姑息医疗小分队给临终患者及其家属做心理疏导等。

每天还会有药剂师跟着临床医生查房，根据每个病人的病情、营养状态、肝肾功能等，建议医生用哪种药、多大计量、使用时间。例如，羟氯喹和阿奇霉素对心脏有毒副作用，一些精神障碍患者正在使用的精神类药物大多也对心脏有毒副作用，多种药物联用的副作用严重，药剂师会把这些细节找出来，和医生讨论减量、停药或换药，相当于顾问，他们的建议对医生很重要，最终由临床医生下处方。

如此充足的医疗力量依旧难当新冠病毒的杀伤力。疫情刚开始时，我们都很有信心可以帮助患者战胜病毒，不论是医疗技术水平、医生规培力度还是医院基础设施，纽约可是说美国医疗资源最好的地区之一。随着疫情发展，重症和死亡人数增加，不只是老人，20～60岁危重症病人也特别多，上体外肺膜氧合（ECMO）的基本都是20～50岁的病人，我们医院上ECMO的病人不超过10例。纽约的重症医生们都有这种感受：很多没有基础病的年轻患者，突然就不行了，觉得败给了这个病毒，这也是我执业近二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挫败感。

每个ICU每天都会空出三四个床位，马上又会有新病人住进来，病床使用率几乎是100%。死亡多于治愈，大概60%-70%病人会走向死亡。目前治疗最久的病人已经撑了3周，愈后如何还不得而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救治。

也有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案例。有一位妊娠不到30周的重症患者，刚进ICU时极度恐慌，她担心自己，更担心孩子的健康，医护人员都很心疼她，有两个护士想到了通过iPad让她和家人视频的主意。每天会约一个固定时间，医生、护士陪着她和家人视频，给她家人讲解，她做了哪些治疗、用了什么药，还会把超声放在孕妇肚子上，让她丈夫看到baby的心跳，妇产科医生当时都做好“一旦插管、马上破腹”的准备，整个过程特别人性化。最后这位病人没有插管、没有剖腹产，已经出院了，这个案例给了我们医护人员很大的安慰和力量。这个做法后来被推广，病人麻醉之前会通过iPad和家人视频说声再见，他们自己也会平静下来，没那么害怕。

在新冠病毒面前，我们能做的太有限，这些安抚工作也是无奈之举，但也很重要。我们也在摸索一些特别的药物疗法，例如白细胞介素(IL)-6受体抑制剂等。希望在科学技术上尽快有突破，也必须有突破，这个病毒很可能还会再回来，在下一波到来前，希望我们能找到特效药、疫苗或更好的治疗方案，来拯救更多的人，这是全人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