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盛39大道遊民所即將簽約，就在計劃步向落實之際，亞洲人平等會共同總監孫慧君已於2月向董事局請辭，在再三挽留下，她決定待計劃進一步穩定後，將於7月底正式離開亞平會，俞思亮暫成唯一總監，並對總監一職持開放及彈性態度，此一變化對遊民所計劃會否生變，仍是未知之數。孫慧君强調，她的離開是個非常艱難的個人抉擇。
孫慧君是兩子女在職母親，女兒14歲兒子10歲，其父去世已14年，由於各種原因，父女長期沒有說話成為她對父親的遺憾。遊民計劃推進才數月，去年底，她的一個十分年輕近親猝逝，對她衝擊甚大，又見到子女因為疫情受到精神困擾，幾經掙扎，她在2月向董事會請辭，董事主席譚潔華夾雜著震驚和失望，因為去年底大家才在檢視著亞平會如何在疫情後的未來路向，但家人的猝逝令她不想錯失陪伴步入少年期的子女，留下像父親的遺憾，在再三挽留下，她最後待遊民所計劃落實後，7月29日離開工作了6年的亞平會。
俞思亮將成唯一總監，他表示，亞平會總監工作繁重，除服務，小商業及房屋外，還有各種不同類型房屋的技術維修，孫慧君離職後，他肩負重任，他自言不是個野心勃勃的人，「對於任總監、再有沒有共同總監，甚至有其他人取代我做總監我都可以接受，因為我感興趣是亞平會的工作而不是頭銜。」哈佛大學優異畢業的俞思亮一直被讚許，若他在主流可賺取的薪水比亞平會高出多倍。
孫慧君及俞思亮表示，法拉盛會址其實有比1千6百萬更高的買主，若單為價高者得又解決空置的頭痛，價高無疑是個自然而然的選擇，但亞平會在社區有其特殊的使命，在權衡金錢及使命之間，他們最終賣給市府並與遊民局合作，亞平會不想因為金錢，讓那塊地成了另一間豪華公寓或酒店，最終成為社區走向貴族化的推手，違反了亞平會的宗旨，「因為拒絕或冷對社區最弱勢無助者本身就是錯誤，也違反了當年成立亞平會的使命。因此我們寧願接受捱駡及誤解，也不想把需要求助的人推向深淵。」
董事成員全力支持遊民所計劃
兩人强調，遊民所計劃獲董事成員全力支持，而造成社區激烈反彈，完全來自市遊民局（DHS）處理不當，亞平會與聯邦房屋部（HPD）有長期合作，這是首次與DHS合作，對於DHS做事手法，俞思亮也不敢苟同，他說，亞平會原計劃去年11月在各民選官員的支持下在第七社區委員進行公布及聽政，一如其他計劃從社區委員開始讓民眾加入意見，讓計劃逐步曝光，可是DHS因為全市遊民泛濫成了眾矢之的，也因為白思豪及亞當斯市長交接之中官員去留成混亂一片，DHS堅持所有計劃外展工作的主權由他們主導，由於遊民計劃獲特別行政令可以跳過各種官僚公聽，終於被誤解成「黑箱作業」的污名。「我慘被人肉搜索及人身攻擊，我曾為此與DHS抱怨，然而DHS只在乎計劃，而不太在乎社區指責，因為他們已習慣被攻擊，亞平會就成了代罪羊，如果可以重來，亞平會肯定不會全權由DHS處理。」俞思亮說。然而兩人也沒有在社區一片叫囂中挺身而出為自己申冤，「與其花時間在無邊無際的社交媒體上解釋或申辯，不如讓工作成績自身說話。」孫慧君說。
兩人說，法拉盛走向了高檔化，弱勢社群難以立足，亞平會的宗旨從來都是以住客權益為主，中途宿舍其實也是對基層民眾的一種房屋服務，社區不必要那麼抗拒。然而計劃不被社區買帳，亞平會的被動與聽話造成計劃的連串風波，甚至變成對敵局面。
過去兩年現金周轉出問題
俞思亮承認亞平會在過去兩年現金周轉出問題，一是市府刪減了他們30%的經費，二是因為疫情關係，政府的報銷（reimburse）需比從前更長時間才獲補償，這並不是亞平會個別問題，而是所有非牟利服務機構在疫情期都有資金周轉（cash flow）的狀況，在不動產的物業上，他說亞平會財務狀況沒有問題，在近日州議會前所未有向亞裔社區撥出2千萬中，亞平會獲得了1 百萬，「我們不奢求，1百萬用在服務上是巨額，社區很多機構都需要經費，這1百萬我們很滿足。」俞思亮說。
至於工會，兩人表示全由員工自發組織，沒有反對也沒有參與，不過，他們支持工會理念，並且在員工追求理念中亞平會全體員工福利提升。
兩人承認處事過於低調，不似從前，社區大小火災亞平會率先出面安置，最近華埠茂比利街燒死一對母子，且林市果廣場通天大火，亞平會並沒有像過往積極參與，孫慧君說，其實亞平會已分別協助了小商戶及住客，只按著受害者要求不想曝光而已。
他們說，走過了48年的亞平會並不容易，選擇不忘初衷為弱勢服務不一定得到認同，他們也無法改變他人的思想，「Let our work speaks for ourself （讓工作本身為我們說話），你可以批評，但我們的工作是一個證明，希望時間能改變人們的看法。」說到這裡，記者充分感到兩人擇善固執，矢志不移的情懷。
當了26年行政總監的瞿遠義於2018年黯然下台，由於一時間未找到一個替補的全面人才，孫慧君及俞思亮成為了亞平會48年來第三任共同行政總監（首任為顧懷敏，二任為瞿遠義），但這三年來，亞平會在新的領導下，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風雨，更出現了嚴重「內憂外患」，選擇了法拉盛39大道作遊民所計劃後，社區與亞平會幾乎陷於敵對。
本報記者採訪了多位不願具名的已離職及仍在任的資深員工。
根據內幕消息，約20多年前，法拉盛39大道及大學點附近未有發展，都是修車廠或色情架步的偏僻地方，亞平會當時已見到法拉盛人口的改變，深信那裡將是華人聚居之地，1997年以二百五十萬買了該地作為會址，由於地方寬敞約有6萬多呎，起初分租給了Skyview 前身的Muss發展商，2008年因金融風暴Muss離開了。
法拉盛接近拉瓜地亞機場，聯邦航道法規的限制，該地所有樓高不能高於108呎，即不可高於7層而且大學點大道深層地基是水道，合適的建築有很多限制。
為此，知情者說，2010年亞平會打算把該地作為社區及商戶混合用途，為了減輕負擔又能自給自足，瞿達義及陳小君引進了當時熱門的EB5投資項目，並得到聯邦政府的批准該地可作EB5地區中心，引用外國投資及借貸而不依賴政府經費，該地藍圖為一樓為小商業，二樓為社區活動及文娛中心，三樓為亞平會服務中心，四樓為振興及職訓中心，五至七樓以低於市價20%租給專業服務如律師、會計師等創業者，這項計劃已於2017年進行得如火如荼，2018年瞿遠義突然以退休之名離開亞平會，全盤計劃不了了之。
知情者表示，由於樓宇不再是社區服務可獲免稅優惠，該6萬多呎的物業馬上需繳交地稅，2018年囤積下來，地稅高達30至40多萬，空置物業成亞平會一吃重的負擔。
知情者又說，空置物業再加上疫情，亞平會兩年來出現財務不隱定，政府刪減大量經費，加上內部組織了工會，造成了昂貴的行政費用，亞平會財務上的波動主要是現金周轉（cash flow）出現了問題。
很多老員工以不同理由離職
一位在亞平會工作超過20年員工說，成立工會相當困擾她，兩總監上任不久，很多老員工以不同理由離職，繼而招攬了很多年青人，有一些更曾參與香港雨傘運動的份子，2019年亞平會內部醞釀工會，兩總監並不參與但也不反對，百多名員工中約20至30人組織了工會，亞平會出現了工會及非工會員工派系，她說，大部份工會員工態度不專業，恃著有工會保護常常遲到早退，那些老員工有見及此，加上疫情，逐步士氣低落，軍心散渙，也跟著遲到早退，辦公室全無士氣，懶懶散散。有時甚至出現兩派員工吵吵鬧鬧局面，令他們懷念「以前的日子，雖然比較辛苦，甚至要捱罵受罰，但前朝有領導力和方向感，那時的亞平會是上下一心，打成一片，工作有成就感。」
她說，這些年青人空有熱情，但都是說英語的ABC，中文十分有限，現時亞平會的外裔員工比華人多，對於草根的公公婆婆，根本無法溝通更談不上幫忙，故此亞平會一項移民服務計劃由於達不到應有配額，已被政府取消。而在華埠的「關愛日托老人中心」，在會員漸減及疫情影下，也在2021年關閉，十分可惜。20年來，她親眼看到了領導人不同而發生的變化，上任領導儘管諸多制肘，但他們植根社區，現任總監學歷亮麗又個性和善，但與社區明顯有很大距離，「甚至可說，兩人根本不認識華人社區，領導乏力。」
去年把空地出售給市府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加上疫情爆發，物業又在空置狀態，有房屋及地產發展背景的俞思亮去年就把空地出售給市府，市府以高達1千6百萬購買，疫情後無家可歸人口急升，加上白思豪Turning the Tide的遊民政策，法拉盛大學點成了遊民施政的地點。
知情者說，其實這塊地，在遊民所之外其實有其他可行性的選擇，社區文娛中心就是其一，而亞平會在「失算」的估計下選擇了遊民所，也因為與社區脫節，現在的局面是「始料不及」。
「待遊民所建成開放服務後，我們深信社區會改觀並且接受那是個最佳選擇。」亞平會董事會主席譚潔華以堅定語調回應社區的千夫所指。
以反收容所成立的「法拉盛大聯盟」於去年12月23日在計劃宣布「暫停」這半年來，多次示威集會、收集了6萬個反對連署、張貼反遊民所反亞平會海報在法拉盛街頭隨處可見，都無阻亞平會這個打響關注弱勢無助的過渡房屋計劃，本報專訪了亞平會董事主席譚潔華，資深董事許琪蓮及廖君明。
廖君明表示，以EB5投資的社區服務文娛中心隨著總統換屆、政治更動及投資移民策略改變而變得冒險和不切實際，至於縮小整個計劃減少層數，找到投資者也找不到龐大維持費用，亞平會選擇告吹。
譚潔華表示，社區對收容所計劃持著「不明白及誤解」的觀點，甚至帶有「偏見的解讀」。儘管社區有反對浪聲，也有很多人靜靜地支持亞平會這個計劃。亞平會從全面考量包括地形、面積、金錢、社區需要等，最終在配合亞平會的使命及支持弱勢初衷下認為過渡房屋是個最能平衡的選擇，看看水牛城的無辜10人被槍殺，不因任何理由而是因為膚色，我們不能因為遊民太多、因為貧窮，因為罪案就無視弱勢的存在和需要。
「時間」看來對亞平會並不友善
其實「時間」在整個計劃扮演了重要角色，若不是世紀疫情，民眾不會燃燒種族間的矛盾怒火，若不是遊民泛濫，大家不會對遊民所那麼敏感，若不是亞裔仇恨犯罪，大家不會對罪案那麼憤怒，若不在這個時候搞工會，亞平會不會付昂貴行政費用，若不是市長換屆，遊民局不會如此混亂，若不是白思豪的遊民政策改革，法拉盛39大道未必會是地點之一，若不是遊民局成了箭靶，亞平會外展主權不會被勒住，若不是親人猝死，孫慧君不會在這關鍵時刻請辭。「時間」看來對亞平會並不友善。
廖君明接著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個最壞的時代。」這個關鍵時刻有人看到矛盾、災難、仇恨、罪惡，有人選擇扶貧，助弱，給沙漠步行者一杯水，給寒夜拾荒者一件暖衣，亞平會董事從未忘初心，也不曾忘記使命。
然而翻看亞洲人平等會在70年代的歷史照片，不難看到亞平會植根基層，為草根申辯、為不平則鳴，民眾手拉手對抗警察暴力，為租客捍衛權益，悲壯的照片是亞平會驕傲的歷史印證，它的壯大離不開社區的支持，民意的灌溉，這個遊民所計劃實踐了亞平會的理念，卻得不到社區的認可，甚至走向了對立局面，這種擇善固執是否曾被考慮。
1974年成立的亞平會從12人的員工到今天超過120人的隊伍，亞平會走過了48個春秋，步入了半個世紀，道路從崎嶇走向康莊，卻失算遊民所計劃錯誤評估社區的强烈反彈，造成了不可磨滅的裂痕，要彌合這一道裂痕，亞平會正站在多事之秋、滿城風雨的十字路口上，在這個關口，亞平會應否重新思考「平等」的真正意義，定位在社區的角色。
以身體為人鏈對抗警察暴力的激盪人心的照片。
現在清空預備建收容所。
另一總監俞思亮仍留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