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题为《惊了！宁波话竟有七个声调？奉贤方言偒（dàng）傣（dǎi）话笑了……》的文章在朋友圈流传开来。这篇文章认为，宁波话单字调多达七个，学习难度奇高，难度“噩梦”级；但和上海郊区奉贤的偒傣话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文章称，偒傣话的元音多达20个，全世界最多；而使用偒傣话的居民，是“古代百越民族”的直系后裔，语言上保留了百越的“侗傣语系”口音词汇。
七个声调的奥秘
七个声调？比起普通话的四个声调，宁波话居然有七个声调乍看起来非常惊人，不过以之作为宁波话难学的理由，却经不起推敲。
文中以啧啧称奇的口吻强调宁波话声调多达七个，但是在江浙地区，七个声调一点都不特殊。七到八个声调是主流吴语的标准配置。大部分吴语的声调格局都是按照声母清浊分阴调和阳调，再配上平上去入四声，即得八个声调。
看似声调很多，但是实际上由于一个声母基本上只能和阴调或阳调搭配，入声又和平上去三声在元音、时长、韵尾方面有区别，实际上声母韵母相同的条件下，多数吴语只会有三个对立的声调（例：刀岛到；陶稻盗）。比起普通话声韵相同还可以有四种声调（例：汤糖躺烫）可说声调负担的辨义功能要轻一些，和广州话声韵相同的情况下最多可达六种声调（例：诗史试时市事）更是小巫见大巫。
广州话九声六调，声调体系复杂。
这八个声调在很多吴语中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合并，最常见的合并是阳上调和阳去调合并（例：稻=盗），所谓宁波话的七个声调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类型的吴语分布极广，从苏南的常州到浙南的丽水都有七个声调的吴语。
显然，七个声调并不构成宁波话难学的理由，更不可能是宁波话硬的原因——素以软糯著称的苏州话也有七个声调。无独有偶，网上也颇有苏州话声调数量多所以才婉转动听的说法。苏州吴江地区的部分吴语则有十个以上的声调，为汉语方言中最多，但是其实也只是在清浊之外又根据声母送不送气分组而已。
可能更加尴尬的是，当代宁波话的声调并没有七个。
1992年《当代吴语研究》中的宁波话，声调只剩五个。
出版于1928年的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宁波话尚有七个声调。不过作为一种变化较快的吴语，当代的宁波市区话和上海话一样，都属于吴语中声调较少的一类。除了阳上阳去合并外，阳平也和这两个声调合并（陶=稻=盗），阴调类的阴上和阴去也发生了合并（岛=到），总共五个声调。
显然，宁波话的声调在吴语中不算多。实际上对于江浙人来说，宁波话并不算难学难懂。大量人口为宁波移民后裔的上海对宁波话更不陌生，至今上海不少祖籍宁波的高龄老人仍然说宁波话或者宁波口音浓重的上海话——他们和其他上海人的交流并不存在严重障碍。
偒傣人是怎么回事
既然宁波话并没有多特殊，那作为古百越人语言的遗孤，全球元音最多的语言，上海奉贤金汇的偒傣话又是否真有传闻中那么神奇呢？
必须承认的是，偒傣话中确实存在一些古百越的痕迹，就如所有吴语一样。
所谓百越，指中国古代聚居在南方的一类族群。从苏南的吴国，到浙江的越国，浙南的瓯越，福建的闽越，广东的南越，广西的骆越，古代越人分布极广，几乎整个东南沿海地区都曾经有越人活动的痕迹。也有认为所谓东夷和百越也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如此则整个中国东部地区都曾经是越人的乐土了。
百越人到底对应今天的什么族群并没有完全的解答，根据分子生物学和语言学的证据，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现代说壮侗语系（即原文所谓“侗傣语系”）的人口和古百越可能有较近的关系。也就是说，古代百越人说一种较接近今天壮语、傣语、泰语的语言。
二次拾骨葬是一种常见的百越葬俗，至今仍然存在于南方。
长江下游古代本是越人聚居之地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古书中对当地“断发文身”风俗的描述和今天江浙居民遗传学上和壮侗诸族的某些相近之处都意味着当地上古越人的存在。如果说什么最能体现古越人影响，毫无疑问是苏南浙江大量存在的古代百越语地名。余杭（杭州）、姑苏（苏州）、无锡三座重要城市的名字用汉语均不能有合理的解释。早在汉朝，“无锡”之名就已经令人困惑，两汉间的王莽新朝改名时甚至强将“无锡”改名“有锡”，显然是根据汉字字面意思对地名误解所致。
今天江浙地区早已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完成汉化。除了地名以外，百越语言的存在也较为难以捉摸。但是对于足够仔细的研究者来说，吴语的一些特征仍然追溯到百越语言。
壮侗语系的语言语法上和汉语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修饰语放在中心语后。如汉语的“公鸡”侗台语会说成诸如“鸡公”一样的结构。这类汉语使用者看来属于倒置的现象在吴语中相当普遍，甚至在最靠近官话的吴语地区都保留不少，常州话中农历大小月称为“月大“、”月细“，出生的月份称为”月生“。温州话中诸如”菜咸”、“菜头生”、“天色热”、“甘蔗淡”之类的词组更是不甚枚举。
竹篾根据颜色在吴语地区一般称为篾青、篾黄。
词汇上说，吴语也有少数词汇来自百越语。如温州话柚子说“泡“，和侗语一致。各地吴语中往往有一些写不出字的口语动词，有些可能和古百越语也有关系。可以说偒傣话确实保留了百越语的成分，就如所有其他吴语一样。
偒傣话的特殊之处可能在语“偒傣”这个奇特的自称。到底“偒傣”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真和傣族的傣有关系？
基本所有会说偒傣语的奉贤金汇居民都认为，“偒傣”就是“这里”的意思。虽说语言使用者的语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本地居民的理解在这里是完全说得通的。
“偒（荡）”用作近指方位的形容词在吴语中较为常见。常州话表示“这里”就可说“荡块”，宁波话说“荡头”。而“傣”在偒傣语中的发音为daeh，对应上海市区的tah，这个词表示地方在吴语中司空见惯，苏州无锡上海都有使用，不过一般写“搭”而已，所谓“偒傣”，实际上就是“这里”的意思。说“偒埭话”的人把自己的语言称作“偒埭话”，大略和关中人习惯把自己方言称为“此地话”一个道理。把当地方言称为本地话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江苏金坛本属吴语区，太平天国时人口大减，战后大量说江淮官话的人迁入金坛，今天金坛城区吴淮双语，金坛本地的吴语也被称为“本地话”以和移民的“江北话”区分。香港英属早期在英文文件中也把当地粤语称作“Punti”，即“本地”的意思。
“偒傣”解作“这里”没有任何问题，那能否解作“傣”的分支又能否说通呢？
壮侗语系中的台语支有自称为Tai或者Thai的习惯。这个词来自古代的Dai，由于台语各支清化后辅音变化不同，也就有了“傣”、“泰”的区别。“傣”的具体词源暂时还不明朗，有认为可能来自语台语支对“人”的称呼。
前面已经提到，根据壮侗语言的习惯，修饰词一般放在中心词后面，傣族各个分支都称作“傣某”，如云南德宏的傣族称作“傣那”、西双版纳傣族称作“傣泐”、澜沧上允的傣族称作“傣崩”、金平傣族称作“傣端”等等。“荡傣”这一称呼假如真和傣族之傣有关系的话，将修饰成分放在中心成分前的汉语式做法并非壮侗民族常见的习惯。
傣泐传统服饰
更为致命的是，台语民族自称的“傣”属台语的A2调，相当于汉语的阳平调，声母历史上是普通浊音。而“偒傣”的“傣”如前所述，属入声，声母是内爆浊音，属阴声调组的阴入声，相当于台语的D1调。汉语和台语关系词声调多有对应关系，拿来自古汉语中收“-p、-t、-k”韵尾的阴入字去对应一个台语中的阳平声，收-i尾的字。两者存在关联的可能性可想而知。
上海东部成陆很晚
上海东部大片地区成陆是近两千多年的事，位于杭州湾北翼的奉贤成陆更晚，东半部成陆甚至是唐以后的事情。偒傣话所在的金汇镇虽然成陆相对较早，但是真正有发展也是宋朝以后的事情，以常理推断，这样的地方要想较为保留南北朝以前活动的越人文化，是困难重重的。实际上熟悉上海本地话的人听懂金汇方言并不困难，至少并不比其他上海本地方言困难，偒傣话在诸多上海本地话中并无特殊之处。
世界元音最多？
当然，理论上说，偒傣话仍然能以所谓世界元音最多而自豪。然而，在这项指标上拔得头筹也并非那么容易。
北部吴语元音多在汉语方言中可谓独树一帜，然而这种元音数量众多的表象是近几百年的音变所致。
在近几百年中，北部吴语普遍发生了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弱化的音变。作为代偿机制，元音数量迅速增长。例如，原本a元音出现在am an ang ap at ai aw等环境中。但是由于韵尾的弱化消亡，这些韵母演变成oe ae aon aeh aoh e au等。如此一来元音数量就大大增加了。反映明朝北部吴语的王应电《韵要粗释》中，北部吴语的元音结构尚和汉语主流差别不大。元音数量的增多不过是小几百年的事而已。
艾约瑟记录了开埠初年的上海话，弥足珍贵。
松江府地区旧时较为偏僻，语音保守。在演变出众多元音后合并速度慢。庞大的元音系统一直保留到近代，而其他的北部吴语则往往又发生了继发性的合并，元音系统缩减而已。事实上所谓偒傣话的元音在1853年传教士记录的上海话中都能找到，甚至还比当时的上海话少一个元音。类似规模的元音系统在今天的旧松江府各地的上海本地话中也比比皆是，偒傣话算不得多突出。只是上海市区开埠后五方杂处，又受苏州吴语影响，元音合并剧烈而已。
况且一般情况下，吴语入声由于声调不同，单念时又有喉塞韵尾，一般的音位系统处理中不把入声元音算作独立的一套。如果采纳类似的元音音位划定标准的话，元音数量可以达到类似规模的并不罕见。世界主流语言中，法语的元音音位如果加上鼻化元音即能达到16个。文中提到的另一处元音高地，日耳曼语言中的丹麦语，算上长短元音就可有30个元音，而如果再考虑和吴语入声有相通之处的stød现象，则元音数量比偒傣语多出一倍稳稳妥妥。
丹麦语密密麻麻的元音图
把自己语言神秘化，以“难学难懂”为自豪的风气并不鲜见。无论是“中文神级难度”，还是“我们村说话邻村都听不懂”，都是这种心理的体现。不过既然“偒傣话”已经出了教材，想要在当地推广，从避免吓跑学习者的角度看，还是不要妄自夸大自身难度才是理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