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們必須擴大耆老的居家醫療服務。家庭看護助理可以提供優質的照顧給像我父親一樣的老人家，然而，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紅藍卡）並不給付這項花費，像我們這樣的工薪家庭無法負擔，子女與伴侶只能獨自承擔。我們的社會應該提供更多的幫助，滿足耆老的基本需求。

無酬的照護是工作家庭的重擔，他們必須不斷工作才能勉強支付各種帳單，下班後還要面對數不清的家務；而新冠肺炎（COVID-19）加劇了這種負擔，不僅不利於照顧者的健康，還可能影響他們的工作表現。這個擔子通常落在婦女的肩上，今年秋天，86萬5千位婦女為了照顧家庭而退出勞動市場，而男性只有21萬6千位。

紐約市已經通過帶薪家事假，由員工的薪資支付。雇主應該保持開放的心態，這項措施有助提振員工的士氣與生產力。

展望未來，我們需要檢討退休計畫中的所得替代率，特別是低收入的市民。低收入勞工通常沒有存款，退休後很難靠原本薪資的67%生活，這是他們根據紐約州退休計畫所能獲得的最高收入。

我們也需要改變職場文化。雇主接受的程度是尋求利用家事假員工的主要障礙。雇主不能歧視請假的員工。然而，許多工人仍不願意請假，擔心影響日後在公司晉升的機會。雖然育嬰假已被廣泛接受，但我們仍必須努力，爭取對老年人照護價值的認同。

許多人（包括我自己）與生活上需要協助的父母或祖父母多代同堂。無論是帶他們去醫生診所，還是幫助他們申請政府服務，都需要時間。我們的社會應考慮建立更全面的照護系統，承認美國有許多不同形式的家庭。此舉不只幫助員工，還可讓更多耆老在社區裡安享晚年。

投資帶薪家事假、爭取雇主的接受，可以讓上班族必須照顧親人時，不必擔心失去工作或損失薪資。對於所有市民而言，這是一個更好、更公平的制度。

（作者為紐約市議員參選人黃敏儀（Sandra Ung），她現在擔任國會議員孟昭文的特別助理，曾於紐約州眾議員與紐約市主計長辦公室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