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的士兵 背景” 《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1933年6月4日

1933年春，名取洋之助再一次接到乌尔斯坦通讯社的委托，出差去采访九一八事变。差不多在这个时期，德国的新闻界也要发生巨变。四月之后，新闻记者组织“德国报纸杂志联盟”的代表会议就呈现出民族主义的倾向，到了六月，纳粹党员出任该联盟的理事。不久，到了10月份，就公布了必须拥有德国国籍、必须是“雅利安人”的血统等这样的新闻记者规则。采访完九一八事变顺道回到日本的名取洋之助，收到了通讯社发来的信，说就算回国他也可能会失去工作所以建议他以日本特派员的身份在日本驻留如何。他觉得，“即便是在国外，也不知道什么能够允许与德国的报纸建立关系。这让我不得不在日本开始从事其他的工作”，于是他就把在此之前已经获得成功的主题转移到了行动上，“通过新摄影作品，让外国了解鲜活的现代日本，并尝试组织化地从事这样的工作”[1]。

名取洋之助看了《光画》之后，便邀请木村伊兵卫从事通过摄影传达社会与生活的工作。并且，和美学研究者伊奈信男商量，“自己在德国从事的工作叫做Reportage-Foto，这个语言翻译作日语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表示。在伊奈信男的建议下，报道摄影这个译词诞生了”[2]。在日本，将几张照片组合起来并附上文字说明的“报道摄影”这个概念与词语，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使用的。

名取洋之助在包豪斯全盛时期的德国，毕业于美术工艺学校，并成功将新兴摄影之一的快照摄影作为自己的工作，他的邀请让木村伊兵卫那些聚集在《光画》杂志下的伙伴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这样，由名取洋之助出资，日本第一个标榜报道摄影的同人组织“日本工房”，在东京银座（德田大厦）成立。

木村伊兵卫“文艺家的肖像”《朝日相机》1934年1月刊

他们先用木村伊兵卫的照片，举办了“用徕卡拍摄的文艺家肖像摄影展”，这个展览打破肖像摄影的固定模式——静止的姿态。他想要拍摄的是那种在与拍摄对象聊天的状态下拍摄的肖像照片，希望“抓住人物脸上瞬间闪现出来的性格，并把这样的性格保存在溴化银的纸上”，“通过仅在刹那间瞥见的性格断片来把握那个人的性格全貌”[3]。加上作曲家山田耕筰、小说家林芙美子、佐藤春夫、记者长谷川如是闲等三十一位拍摄对象的知名度，展览会到场人数众多，并在《东京日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文艺春秋》等媒体上获得评价。

胜田康雄“观看堀野氏个展与日本工房展”《相机》1934年4月刊

日本工房举办的第二个展览“报道摄影展览会”（1934年3月8日-13日），展出的是名取洋之助和木村伊兵卫的摄影作品，将“日本的旅店”、“大岛”等主题以画报杂志的形式，集合起来加以展示。分别为“强调概念的作品、集大成的作品、强调趣闻轶事的作品、紧急新闻的作品、记录性的作品、强调情调的作品、强调对象本身的作品、运用照片蒙太奇的手法进行创作的作品，既是说明式的也是记录式的作品[4]”等等，尝试根据不同主题运用不同的组合方法。摄影杂志上，展示作品“全都通过德国最大的乌尔斯坦通信社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将‘日本’传达给数百万读者，而且又通过毛里求斯社，在世界各国的报纸杂志上，向全世界介绍日本，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5]，让人感到震惊。

在这个时期发行的宣传册《关于报道摄影》中，伊奈信男就“报道摄影”这个概念进行解说。“也包含单纯的新闻摄影”，“一张张单独的照片也可能是报道摄影”[6]。不过，“把照片单纯作为‘插图’来使用的行为，则是尚未触及报道摄影之本质的东西。以照片为主，文字说明为辅，而且有意识地、有意图地进行编组，做成所谓的‘组照’，方才能够明确地表现出种种事象的全貌，进行报道”[7]，将之定位为通过编辑才能够发挥力量的摄影类型。而且，因为摄影这种国际性的表现形式，伊奈信男强调，报道摄影能够传达的“个人体验还能够直接成为全世界大众的体验”，“在某种意图下加以使用的时候，就成为了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党派宣传煽动上的最强大的武器，也能够成为对外宣传、吸引观光客的绝好手段”。于是，报道摄影家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引起大众——应该被印刷化的报道摄影的购买层——兴趣的那种“与艺术的天赋和熟练的技术一样敏锐的新闻敏感力”[8]。

日本工房举办的第二个摄影展，在画报杂志等“报道摄影家”的活跃场所还比较少的日本，就是一个要对“报道摄影”进行启蒙的事物。但是，这之后不久，木村伊兵卫等四人就与名取洋之助分道扬镳。在这个事情上，也有来自日本工房成立后从德国叫来的伊娜·梅克伦堡的影响。在慕尼黑一家制作限量版书籍的出版社工作的同时也在从事绘画的她，是名取洋之助一辈子的好顾问。对于在日本的工作，她也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按照伊奈信男的说法，名取洋之助听从她的意见，将非创作式的人员冈田桑三与伊奈信男排除出合作伙伴，而木村伊兵卫和原弘不认同这样的做法便也离开了。

到了战后，关于名取洋之助，伊奈信男曾经做出这样的评价，“他有的时候是摄影家，有的时候则是企业家。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与新闻报道的关系是从来没有变过。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记者”[9]。估计，希望“发起新艺术运动”的《光画》团队都觉得与名取洋之助这种打算按照年长的外国妻子的意见来推进具体工作的领导方式合不来。

五《NIPPON》创刊前后

《NIPPON》创刊号

1934年春天，木村伊兵卫等人离开了日本工房，名取洋之助让仓岛竹二郎介绍来的影山稔雄戴上乌尔斯坦通信社的袖章，跟着自己到处奔走，对早稻田大学与庆应义塾大学之间的棒球比赛，为了参加奥运会而努力训练的游泳、田径选手，日本象棋对局等事件进行取材报道。同时，在独立广告制片人太田英茂的介绍下拥有了设计师山名文夫，并打算重新建立日本工房，通过广告的策划制作，摸索更为实际的活动。但是，一方面当时的大企业并不认为有宣传的必要，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靠广告代理商制作的那种陈腐过时的方案就足够了。由于名取洋之助的所提出的广告策划方案推销不出去，理应支撑日本工房的新事业，无法获得满意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名取洋之助面前的是，偶尔拿着乌尔斯坦通信社的介绍信来日本、在汉堡担任《Die Bottocherstrashe》杂志主编的泰勒（Atbert Teile）。这本杂志是由德国的咖啡大王出资委托制作的，名取洋之助看了这本杂志之后，感慨道：“都是由世界一流的学者、文学家、政治家执笔”，“非常华丽的印刷，复制了好几页作者亲笔书写的手稿，还把古典音乐乐谱的作曲者所写的手稿直接刊登在杂志上，真是一本非常难得的理想的杂志”[10]。

二人交谈过程中，名取洋之助想到了日本工房正在进行的新项目，即对外文化宣传画报的创刊。尽管报道摄影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这项工作却并不能立刻得到推广。“尽管杂志种类众多，但在艺术摄影的相应页面中划分出部分页面刊载报道摄影却是很难的，而报社或周刊杂志社等又不会花费太多金钱在这类摄影作品上”[11]，因此必须要思考其他的拓展方向。

“有种感觉就是，想要做一个日本报道摄影的一个母体”[12]，名取洋之助这样想着，便立刻寻求与泰勒共同合作，通宵达旦地完成了杂志的样本。封面委托河野鹰思进行创作，此人作为设计师活跃于电影海报的创作，并在日本工房协助工作，“将照片对应于纸本媒介，进行编排”[13]。然后，“杂志的名称则是与着重日本文化介绍的内容相呼应，取名为NIPPON”[14]。

以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登载新闻报道的季刊画报《NIPPON》，主要是面向欧美传播当下日本的文化及产业、工业等信息。该画报创刊之际，获得了来自当时钟渊纺织（现：嘉娜宝）社长津田信吾的关键性资助，“一万册杂志大约六、七千日元”[15]的费用全都来自津田社长。

此时的日本工房也负责该公司的广告制作，之所以为面向外国的画报杂志出资，也与当时钟渊纺织所面临的问题不无相关。在前任社长武藤山治的“温情主义”的经营方针下，钟渊纺织不断拓展相关业务，成为了日本纤维产业的领军企业。一九三三年，该公司如牵引车一般，使日本在世界棉布总出口量占据38%，而世界第一的英国，则占据总出口量的42%，因此面对英国的出口便需要缴纳高额的进口税。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行的《时事新报》的相关报道中，旧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出口限制成为了“日英纺织业争霸战”中的一环，被认为是“攸关日本贸易量增减的关键问题”。

名取洋之助带着《NIPPON》的样刊前去协商时，津田社长便说了以下这些话。“实际上，尽管我们公司的商品出口到了南美、非洲、印度等地，但人们普遍还是会固执地认为日本出口的产品品质要低于欧美产品”，“如果有杂志能够向外进行宣传，告诉人们日本并非只有艺伎和富士山的话，在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应该能够促进日本的贸易发展，请务必制作这样的杂志。这样的话，请让我尽些绵薄之力”[16]。

名取洋之助的父亲名取和作是在三井名下企业担任过要职的企业家，当时也在钟渊纺织担任要职。然而，在他看来，对名取洋之助的提案表示赞同的津田社长这一番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念及“和作的儿子”这层人情关系，更重要的是作为企业家的思考，即与那些标榜着推进自由贸易制度，却以旧殖民地贸易为基础持续进行世界霸权的外国相对抗的态度。这样的思考，在之后他为《NIPPON》撰写推荐稿时，也显露无疑。文中写道，“让其他国家的人们认识真实的日本，让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优越感有正确认知，是当下之急务。世界和平的关键便在于此”，“此番请愿并非仅为《NIPPON》这本杂志，实则是为了日本这个国家。了解外国人蔑视日本的情况，使其能够敬佩日本”[17]。

钟渊纺织确定资助杂志出版后，名取洋之助辗转于对外宣传的关系链“外务省情报部、陆军省新闻班”以及“参谋本部、海军省普及部”等机构，争取获得他们的协助。1932年3月，满洲国发布了建国宣言，围绕对满洲国的操控，日本于1933年3月退出了国际联盟，不过，据说对于创办对外的画报杂志的策划方案，外务省没有兴趣，而陆军省却表现出浓厚的热情。

1934年4月，设立了日本第一个官方文化交流机关——财团法人国际文化振兴会（简称：KBS），归属于外务省。设立宗旨中写道，“现在正值世界文化危机之际，西洋诸国的有识之士也都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东方文化对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为此，进一步深入研究东方特别是日本的趋势日益显著，乘此之机，对此倾向加以促进，向全世界彰显我国以及东方文化的真正意义及价值，正是不仅为了我们国家而且应该为了整个世界而努力的日本国民的重要任务”[18]。创立之时的财政基础，是政府补助金二十万日元与民间捐款五十余万日元，该机构是为了在整个世界朝着战争发展的危急状况下，通过日本以及东洋文化来宣扬国威、作为适用于“官民协力之事”[19]而设立的。

在事业纲要中，列举了首先应该着手的“著述、编纂、翻译及出版”、“讲座的设置、讲师的派遣及交换”、“举办演讲会、展览会及演奏会”、“文化资料的寄赠及交换”、“招聘知名外国人”、“为外国人的东方文化研究提供方便”、“学生的派遣与交换”、“与文化活动相关团体及个人的联络”、“电影制作以及对其进行指导援助”、“会馆、图书馆、研究室的设置与经营”等十个项目。机构首脑里，以总裁高松宫、会长近卫文磨公爵为首，理事长桦山爱辅伯爵、常务理事黑田清伯爵等国际派豪族集团里的有权势之人均名列其中。

为了宣传与世界相对峙的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将目光投向了历史、语言、文学、美术、音乐等方面，将之作为宣传手段，打算纳入到出版、展览会、电影制作之中。名取洋之助申请了对自己公司所创《NIPPON》杂志的补助，但是，却因“应该根据一年间所获得的成绩，来重新加以考虑”[20]这样的判断而遭到了搁置。但是，尽管申请没有被通过，《NIPPON》创刊号上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宗旨说明文章“日本的文化交换运动”里，却加入了会长近卫文磨的头像照片，而且，在第三期上登载了该振兴会主事青木节一撰写的文章“国际文化振兴会的事业”。该杂志给为创刊号上出资的钟渊纺织，除了广告，还设置了对开页的纤维特辑页面，而关于国际文化振兴会，在没有提供援助金的情况下，文章仍然多次被刊登。因为在要求外国理解现代日本的这个方向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了维持画报杂志，必须争取有希望的赞助单位。名取洋之助的那种“新闻从业人员的直觉”，让他察觉到，国际文化振兴会能够成为报道摄影的赞助单位，并以刊登文章的方式来保持联系。

这个时期，名取洋之助的摄影作品在大众杂志《日出》以及妇女杂志《妇人画报》的照片页面上可以看到。不仅有“缅怀江户”、“征服炎热”等在国内取材的报道，还有由他在德国时拍摄的照片组成的“玩具学校”及“威尼斯的嘉年华”等。他在摄影杂志《朝日相机》1933年9月刊上，发表了介绍芒卡西·马登与多克托克·萨洛蒙文章“德国的报道摄影家”，以此为开端，开始频繁地为《朝日相机》杂志提供照片与文章。

不过，他还是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继续维持季刊《NIPPON》。果不其然，设计了该杂志封面的山名文夫与河野鹰思回想起他们对艺术总监名取洋之助的指示感到吃惊的事情时，说，当时名取洋之助一边说着“这样的制版实在是无可奈何呀，这么平的制版”[21]，一边“唰唰唰”飞快地把校样撕掉，一直重新印刷到满意的效果为止。

在德国从事报道摄影的时候，看到来自日本的印刷品，名取洋之助曾经感慨过，“总觉得日本这个国家在文化上水平也很低呀”[22]。为了引起读者对报道摄影的兴趣，他认识到，仅仅有好照片是不行的，设计与印刷也都很重要。为了达到理想的标准，不断地重新印刷，做一本杂志，细算下来，所耗费的费用简直可以盖一幢房子，他把自己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全都倾注进去了。

[1] 名取洋之助“报道摄影讲义 4”《相机》1952年6月刊

[2] 名取洋之助“报道摄影的勃兴”《le serpent》1935年11月刊

[3] “第一回《文艺家肖像摄影展览会》的事情”《关于报道摄影》，日本工房，1934年3月

[4] 胜田康雄“观看堀野氏个展与日本工房展”《相机》1934年4月刊

[5] 同前“观看堀野氏个展与日本工房展”

[6] 伊奈信男“关于报道摄影”《关于报道摄影》日本工房、1934年3月

[7] 同前“关于报道摄影”

[8] 同前“关于报道摄影”

[9] 伊奈信男“名取洋之助君的事情”《朝日相机》1952年1月刊

[10] 名取洋之助“报道摄影讲义 4”《相机》1952年6月刊

[11] 名取洋之助“报道摄影的勃兴”《le serpent》1935年11月刊

[12] 名取洋之助“报道摄影讲义 5”《相机》1952年8月刊

[13] 名取洋之助“报道摄影讲义 2”《相机》1952年2月刊

[14] 名取洋之助“报道摄影讲义 2”《相机》1952年2月刊

[15] 名取洋之助“报道摄影讲义 4”《相机》1952年6月刊

[16] 名取洋之助“报道摄影讲义 4”《相机》1952年6月刊

[17] 津田信吾“《NIPPON》随感”“诸名家NIPPON推荐辞”《NIPPON 日语版》1936年12月

[18] “设立宗旨书”1934年4月（《财团法人国际文化振兴会昭和四年事业报告书》）

[19] 同前“设立宗旨书”

[20] “摄影杂志《NIPPON》编辑及出版援助一事”《国际文化振兴会议事录 第二十六回理事会》1935奶奶9月13日

[21] 饭岛实“从‘日本工房’创设到《国际报道工艺》解散为止”《先驱的青春——名取洋之助及其工作人员们的记录》日本工房之会，1980年

[22] 名取洋之助“关于展示的诸问题一”《博展》73号，1942年9月

文/ 林叶

报道摄影是一种用于从视觉上传达报道内容的摄影手段。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摄影在西方就被用作传达战争状况与宣传的一种手段，随着日本现代化的进程，摄影在记录与传播方面的功能也得到了重视。甲午战争期间，摄影便作为一种记录手段得到了运用。日俄战争期间，摄影被有意识地用在了政治宣传上。不过，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名取洋之助将报道摄影这个概念引进日本之后，报道摄影这种摄影类型才开始在日本真正得到重视。随即这一摄影手段便被日本政府所利用，结合印刷媒介，效仿德国、俄国、美国的画报杂志，积极开展以摄影影像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政治宣传。另一方面，在写实主义摄影的推动下，报道摄影的创作方式也被大量地用于记录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问题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报道摄影家，对日本这个国家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日本当代摄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专题中，我们主要通过《“报道摄影”与战争1930-1960》、《摄影素养——报道摄影与阅读伦理》这两部书籍的部分选译，和其他一些相关论文的译介，来考察报道摄影在日本的发展状况，以及报道摄影对国家、社会、战争所产生的作用，同时也通过这样的考察来思考报道摄影所涉及的相关伦理问题。